文献和甲骨刻辞告诉我们，有商一代，迁都是常态，而不迁都的时间反而较少。史书上说“商族迁徙前八后五”，也就是说，商王朝一共13次迁都，一直到了盘庚迁殷，才渐趋稳定下来，如《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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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王孙满的说法“商祀六百年”来看，即有商一代一多半的时间都在不停地迁都。到了盘庚之时，尤其是他的侄子武丁即位的时候，商王朝才走向新一轮的盛世，史书褒扬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而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主”。可为什么商代会不停地迁都?而在武丁时却能“中兴”?
这正是由于商代的“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制”的盛行。由于商汤灭夏后并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先王的孩子和兄弟又很多，内部纷争自然就很剧烈。迁都与王位的争夺是脱离不了干系的，史书上提到的“九世之乱”也说明了这一点：“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乱九世，于是诸侯莫朝。”如今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虽然学者们对它们谁是亳都争议很大，但这至少反映了一点，就是迁都有考古学上的依据。到了末代殷王武乙之时，才慢慢开始采用嫡长子继承制。
孙教授认为商周时期的“乱之本”往往就来自于“并后匹嫡”和“大国耦都”。所谓“并后匹嫡”就是妃子所生的孩子取代了王后所生的嫡长子，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其本质就是周幽王宠幸来自四川的美女妃子褒姒而冷落了王后，不仅如此，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周幽王还想废掉王后所生的孩子，而立褒姒的孩子为将来的国君。但王后也不是吃素的，她的娘家是西戎，最后西周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而“大国耦都”是指在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里，不能立两个实力相当的国都，否则动乱是必然的。例如晋国，晋文公先祖的封地“曲沃”比当时晋国国君的国都“翼”都大，而结果自然是国君被灭，曲沃代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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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嫡长子继承制对于当时国家的稳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商周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看出来：殷墟的王陵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十三座高等级墓葬，要注意，它们都是男性的墓葬，女性却没有被埋葬在这里。这与西周有着很大的差别，西周采取了国王与王后并排入葬的埋葬方式，也就是说，到了西周，嫡长子继承制才真正确立下来，虽然有时候会因国王的喜好而发生“烽火戏诸侯”那样的事情，但总体上还是沿袭着嫡长子继承制。
武丁时期能“中兴”的关键也不是他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他“举贤任能”，史书告诉我们他即位后曾“三年不言”，因为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辅佐大臣他就一直闷闷不乐。直到有一天，他的手下为他带来了一位泥瓦匠——傅说，作为一位“农民工”的傅说在当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得以他的工作地点“傅险”为姓。英雄不问出处，这并不妨碍傅说个人能力的施展。孙教授解释道，史书虽有夸张之嫌，但却反映了当时商朝贵族的腐化现象，以至于武丁不得不“求贤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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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商贵族会堕落腐化?这与他们的嗜酒之风有莫大关系，我们得以从文献和陪葬品上一窥究竟。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周初国君为了吸取商亡国的教训就出台了当时的“八项规定”——“尚书八诰”，其中的《尚书·酒诰》就告诫统治者“罔敢缅于酒”。
从考古材料来看，商周的面貌也有很大差异，其中商人陪葬的青铜容器中，觚和爵往往配套出现;而周人的青铜容器中多以鼎簋的配套出现，我们熟知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等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变化反映了国家风尚的转移：觚与爵都是饮酒器，而鼎和簋则是食用器，前者往往被附会为亡国之物;而后者则盛放粮食以祭祀神明和祖先，反映了周朝的农本位政策，有周一代国祚八百年，这和她重视农桑、推行礼乐制度都息息相关。妇好墓中出土了53件觚和40件爵，因此说明了妇好地位的非同一般，那么妇好到底是以何种形象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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