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进入故宫，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午门。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非常雄伟，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形成“阙”和“观”的规制。墩台用城砖砌筑，以石灰、糯米等做胶结材料，中间砌出五个券洞，其中城台正面三个门洞，左右各有一掖门，这种样式称为“明三暗五”。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王公出入右（西门），两边的掖门只在朝会时打开，文武官员分别从东西鱼贯而入。中间的门洞当然是皇帝专用的御门，中间铺有青白石，门洞所对的道路从永定门一直通达钟楼、鼓楼，恰好是紫禁城的中轴线。除了皇帝，还有两种人在特定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是皇帝大婚时，正宫皇后的喜轿可从中门入宫；二是太和殿殿试结果公布出来（称为传胪）后，殿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可从中门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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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楼上的正殿，面阔九间（长六十点零五米）、进深五间（宽二十五米），这是宫殿建筑的最高形制。古代以阳数为尊，九是阳数之最，五为阳数之中，两数并用，代表“九五之尊”，只有皇帝才可使用。午门从地面到正楼顶的兽吻，通高三十七点九五米，两翼的南北两端各建有四角攒尖的方亭，正殿与四座方亭宛如五峰杰出，错落有致，所以又称“五凤楼”。
午门前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所谓“午门斩首”指的就是这里。然而“午门斩首”只不过是讹传而已，无论明朝还是清朝，都没有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里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如此一个神圣之地，怎么可能作为杀人场所。实际上，明代是在西市执行斩首死刑的，清朝则是在菜市口（这个地方影视中也经常描写到），只有廷杖之刑才在午门外执行。况且，自先秦起，中国古代执行死刑就有较严格的规定，除了“立斩”的犯人外，并不是随心所欲推出去就斩的，一般须到秋季，经过秋审后再交刑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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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每年的腊月初一要在午门隆重举行一个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皇帝会亲临午门主持大典。另外，遇到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大军凯旋时，皇帝也会亲登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这也是一个相当宏大的仪式。明清时代的受俘礼都安排在皇宫的正南门举行，仪仗庞大，从午门到天安门外布满皇帝的仪仗，包括法驾卤簿、丹陛卤簿、丹墀卤簿、仗马、步辇五辂宝象、乐队等。皇帝身着龙袍，从宫中登辇而出，登上午门，此时钟声长鸣，乐声大作。由刑部会同掌管文教礼仪的礼部，将敌军俘囚送赴午门下，匍匐在地。皇帝一声：“拿下！”先是离皇帝最近的两位勋臣高声接传皇帝的御旨，然后再由四位大臣接传，接下去依次是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接传，最后是三百六十名将军齐声高喊：“拿下！”声音响彻云霄，显扬出朝廷的声威。通常皇帝的指示都是“所献俘交刑部”，有时候，皇帝一声“赦”，便算免了他的死罪，这样就可以昭示国家的“德胜”，表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明朝的献俘礼威严浩大，而清朝的受俘仪式就显得气氛比较平易一些了。
康熙、雍正皇帝都曾登临午门举行受俘礼，乾隆皇帝四次登上午门受俘，并写下受俘诗保存在午门楼上。
人们之所以以讹传讹流传着“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可能是将古代的两种行刑方式混为一谈了。在古代军中，将帅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特权，对于罪当处决的人可以即刻“推出辕门斩首”，即推出营门外执行死刑。例如，《三国演义》中那位刚愎自用、死搬教条、兵败街亭的马谡，就是被诸葛亮痛斩于辕门外。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奉命在台州、金华两府练兵平倭。有一次，他的义子戚英擅自违命，改变作战部署，造成部队伤亡，于是戚继光设立行刑台，将戚英推出辕门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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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起，开始出现了杖刑（又叫廷杖），就是皇帝命人用棍棒痛打臣下的屁股，而杖刑是在午门外执行的。被皇帝下令施以杖刑的臣下，偶有当廷施杖的，但大多都拉到午门外执行。行刑前一天，有关方面先通知受刑官员明日准备受刑，次日锦衣卫即将其绑赴午门外，在中央御道的东侧开打。午门脚下的小房子就是当年锦衣卫值勤之处，东西两厢房（现为售票处）至午门站满禁军校尉，先由军校杖打二下，算是“适应性热身”，然后由上百名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刑，每打五下换一个人再打。杖刑分“着实打”和“用心打”两种，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即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而被“用心打”的当场被打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军校打完，再用厚布将受刑人裹起，几个人一起用力，将其抛起，重重地摔在地上。据记载，仅明朝前后就有数十名大臣在杖刑下当场丧命或因重伤不治而死亡。
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官场案件，皇帝也会特命在午门会审。例如成化年间的官员受贿案、弘治年间的科举舞弊案（唐寅等人欲得高第夤缘主考官案件）、康熙年间的陈汝弼受贿案等，都在午门展开卷宗浩繁、人员众多、激烈而耗时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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