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告诉你如何讲诚信 骗死周瑜不算道德缺失
2017-08-14 14:16:57 周瑜 诸葛亮 曹操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无论是史书中真实的诸葛亮还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其道德操守都是公认的,诚信是道德操守的重要方面,如果把“仁、义、礼、智、信”五个传统德目作为道德组成的五个部分,诚信占了百分之二十,若诸葛亮诚信缺失,他还能说有道德操守吗?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大大小小用谋五十多个,也就是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地欺骗了对象五十多次。五十多次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对方,而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害己恶果,这是多么害他利己的不诚实!但让说诸葛亮诚信缺失者大跌眼镜的是,恰恰是这五十多次的不诚实让他成就了另一种道德操守——智。

  有本叫《诸葛亮必败》的书,开篇就说诸葛亮诚信缺失,不讲信用,证据就是三气周瑜最终要了周瑜的小命。气死周瑜,诸葛亮真的要背负不讲诚信的道义责任吗?若不懂谋略,会作肯定的回答;若懂,会作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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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反成了道德的东西,这岂不荒唐!实际上只要弄清楚欺骗该用不该用,就明白荒唐与否。就像说道德也是恶很多人不理解一样,其实道德对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限制人的自由就是恶,但这是必要的恶,如果没有这种必要的恶之道德,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无序的乱糟糟的社会。欺骗是恶,是大家都反对的恶,一般情况下没有异议。但在特殊情况下,欺骗却是必要的,必要到没有它不能打败敌人,没有它不能救助同志,没有它不能保存自己。如此之重要,欺骗怎能不算道德?!

  当然,无论欺骗多么重要和必要,其作用范围只能在“术”里,不能在“道”中。在“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是诚信。“诚实守信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立人之道’、‘立政之本’。” (源自《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诸葛亮在“立人”、“立政”的“道”上,讲诚信毫不含糊。典型一例便是会兵交换。诸葛亮曾规定大兵一百日一换,正当换班之际,老兵要走,新兵却未到,而雍、凉兵则有二十万杀来。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曰:‘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诸葛亮“以信为本”收到奇效,留下的军士“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那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试想,假如军士换班之际,诸葛亮不讲诚信而搞欺骗,众兵会拼死一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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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直到今天,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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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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