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忽必烈继位后，于至元九年迁都北京，定名大都。不过他也为自己出了一道极为棘手的难题：初为统辖大江南北的国家首都，人口由十几万暴涨至80万，最迫切也最难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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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巨量的粮赋运到北京?这让忽必烈颇为抓狂。他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
百般无奈时，有人提议走海运——这是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
海盗救了大元帝国一命
中国的南粮北运，历代皇帝都不敢打海运的主意。那片神秘莫测的海域，每个漩涡、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
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以夷制夷，这是忽必烈重构中国秩序的另一个支点。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区)人，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今上海嘉定区人)结伙贩卖私盐，后来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
三人受命后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60艘，这是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继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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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海盗们”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二人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海运船队驮粮46000多石自平江(今江苏省昆山市)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经(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今连云港市南海洲镇)，历胶州(今山东省胶县)，一个多月后到达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水程共计13050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西进，最终在海津镇(今天津地区)靠泊，一年后这批粮食才运抵大都。
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据《大元海运记》《元史·食货志》统计，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海上漕运
海运不仅盘活了忽必烈执政困局，亦使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突然活跃起来。沿海经济蓬勃生长，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东南亚、西亚以至北非的海上贸易航线变得枝繁叶茂，建立通航贸易关系的多达120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也因元代海运的勃兴，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这些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呈现出令人惊喜的蝴蝶效应，也为忽必烈的勃勃野心，添注了无法遏制的膨胀元素。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漕运还急速提升了我国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为一百多年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作了重要铺垫。海漕分作春、秋季两次起运，为确保全年有350万石米粮入京，平均一次总运量要达到150万石以上，共需1760多艘船只参加。如此庞大宏伟的船队，必须有足够的造船能力支撑，且船型必须不断加大，性能不断提高。据载，延祐年间(1314-1320年)已能建造八九千粮(石)的巨舶，在当时是世所罕见的。随之催生的罗盘导航技术和天文航海技术，在世界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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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津因漕运而显露头角
那时，“天津”两个字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而上海只不过是个少有人知的区区小镇。正是得益于元代海漕，它们才告别了庸碌无为，最终变成泱泱大城。上海在宋代以前称华亭海，至宋代改称上海，但它只是秀州华亭县的一个镇，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因漕运所需，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廷改称其上海，升格为县，在此开港并设市舶司，从此上海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才逐渐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发展潜质。
北宋时期，塘沽尚未成陆，在海河与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交汇处是直沽寨。到了元代直沽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北上的漕粮其终点便定在直沽码头。朝廷在此设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指挥司”，令其霎时成为举国的视线焦点。成千上万的车马和海船在这里聚散，壮观而繁盛。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起兵夺权成功后，将直沽改名天津，并置天津左卫，始有天津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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