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几经搏杀，开创了大明王朝。但坐上龙庭的朱元璋，依然是一个“山大王”，一个“匪”气十足的“山大王”。
且看朱元璋的种种“匪”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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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你比我有钱，我就抢你的财产断你的本。在朱元璋看来，富足或有钱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对他就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对豪门富户采用连锅端的办法，要么实施有组织的迁徙，如强迫大批苏州富民“移民”至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让他们在异常陌生的“异乡”自生自灭，要么罗织罪名，没收他们的田产财物。在此情势下，许多富户纷纷散财以求自保，如号称“天下首富”的沈万三，捐资修建了半个南京城，结果还是被朱元璋视为“乱民”，全家被流放云南。由此豪门富户凋敝，原来富庶的三吴地区“豪民巨族，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
其二，你比我有才，我就打你的屁股杀你的头。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失学，后虽在皇觉寺混饭时，从佛经里生吞活剥地认了几个字，在行伍里时，和读书人泡在一起，有意识地钻研“学问”，发迹后，还请文人学者讲课，但毕竟根基太差，到了最后还是一个大老粗，由此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文人们为他出谋划策，坐江山时，文人们又为他建章立制，所以，他对文人们的才学既羡慕又猜忌，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与他固有的自卑感交织在一起，文人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随便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轻则被廷杖，重则被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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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最斯文扫地、最“百无一用”的时期，当属朱元璋治下的明初了。正是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于元末形成的蔚为壮观的“文化江南”随风飘散，声名远扬的明初“吴中四杰”，无不结局悲惨，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被流放岭南，召还途中，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投江自尽，徐贲被逮下狱，惨死狱中。
其三，你比我有名，我就夺你的光环封你的嘴。孟子作为亚圣，千百年来配享孔庙，享受吃冷猪肉的殊荣，但朱元璋觉得孟子说话“大谬”，不仅要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驱逐出来，而且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此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统统删掉。
文人们一直以来爱认死理，总认为道义上的话语权握在他们手里，是民间声音和力量的代表，既可出仕，也可做隐士。朱元璋则认为，皇权即道权。你若再要说什么，朱元璋就断言你是“邪说”，并认定“邪说害道……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何从治。”于是，便大兴“文字狱”，打压“异端邪说”，结果搞成了朱氏“一言堂”，全国就他一个声音，全国就他一种思想，他便成了全国唯一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同时，他又要求文人们“积极配合”，效力朝廷，不得做隐士，否则，就是对朱氏“正道”的严重不满，杀无赦，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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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朱元璋在他当政的31年中，凭借“匪”气治国理政，导致整个社会“匪”气弥漫，杀气腾腾。但他还是有不同于“山大王”的地方，那就是“山大王”是讲江湖义气的，是讲山寨规矩的，是要经常与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
当然，朱元璋早年造反时，也曾这么做过，只是他“华丽转身”做皇帝后，“一阔就变脸”，不仅独吃好酒好肉，独占真金白银，而且对当年的弟兄们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清洗和整除，洪武十五年(1382年)发生的“空印案”，被处死者达1300多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发生的“郭桓案”，被诛杀的竟达数万人。朱元璋还喜怒无常，动辄无缘由地杀掉为他卖过命的弟兄们，据徐祯卿的《翦胜野闻》记载：朱元璋是否会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有大臣会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风和日丽。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介绍的那样：“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堂堂庙堂，竟然“匪”得连“土匪窝”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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