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搏杀的朱元璋其实是个“匪”气十足的“山大王”

  朱元璋几经搏杀,开创了大明王朝。但坐上龙庭的朱元璋,依然是一个“山大王”,一个“匪”气十足的“山大王”。

  且看朱元璋的种种“匪”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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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你比我有钱,我就抢你的财产断你的本。在朱元璋看来,富足或有钱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对他就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对豪门富户采用连锅端的办法,要么实施有组织的迁徙,如强迫大批苏州富民“移民”至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让他们在异常陌生的“异乡”自生自灭,要么罗织罪名,没收他们的田产财物。在此情势下,许多富户纷纷散财以求自保,如号称“天下首富”的沈万三,捐资修建了半个南京城,结果还是被朱元璋视为“乱民”,全家被流放云南。由此豪门富户凋敝,原来富庶的三吴地区“豪民巨族,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

  其二,你比我有才,我就打你的屁股杀你的头。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失学,后虽在皇觉寺混饭时,从佛经里生吞活剥地认了几个字,在行伍里时,和读书人泡在一起,有意识地钻研“学问”,发迹后,还请文人学者讲课,但毕竟根基太差,到了最后还是一个大老粗,由此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文人们为他出谋划策,坐江山时,文人们又为他建章立制,所以,他对文人们的才学既羡慕又猜忌,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与他固有的自卑感交织在一起,文人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随便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轻则被廷杖,重则被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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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人最斯文扫地、最“百无一用”的时期,当属朱元璋治下的明初了。正是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于元末形成的蔚为壮观的“文化江南”随风飘散,声名远扬的明初“吴中四杰”,无不结局悲惨,高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被流放岭南,召还途中,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投江自尽,徐贲被逮下狱,惨死狱中。

  其三,你比我有名,我就夺你的光环封你的嘴。孟子作为亚圣,千百年来配享孔庙,享受吃冷猪肉的殊荣,但朱元璋觉得孟子说话“大谬”,不仅要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驱逐出来,而且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此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统统删掉。

  文人们一直以来爱认死理,总认为道义上的话语权握在他们手里,是民间声音和力量的代表,既可出仕,也可做隐士。朱元璋则认为,皇权即道权。你若再要说什么,朱元璋就断言你是“邪说”,并认定“邪说害道……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何从治。”于是,便大兴“文字狱”,打压“异端邪说”,结果搞成了朱氏“一言堂”,全国就他一个声音,全国就他一种思想,他便成了全国唯一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同时,他又要求文人们“积极配合”,效力朝廷,不得做隐士,否则,就是对朱氏“正道”的严重不满,杀无赦,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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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朱元璋在他当政的31年中,凭借“匪”气治国理政,导致整个社会“匪”气弥漫,杀气腾腾。但他还是有不同于“山大王”的地方,那就是“山大王”是讲江湖义气的,是讲山寨规矩的,是要经常与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

  当然,朱元璋早年造反时,也曾这么做过,只是他“华丽转身”做皇帝后,“一阔就变脸”,不仅独吃好酒好肉,独占真金白银,而且对当年的弟兄们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清洗和整除,洪武十五年(1382年)发生的“空印案”,被处死者达1300多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发生的“郭桓案”,被诛杀的竟达数万人。朱元璋还喜怒无常,动辄无缘由地杀掉为他卖过命的弟兄们,据徐祯卿的《翦胜野闻》记载:朱元璋是否会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有大臣会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风和日丽。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介绍的那样:“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堂堂庙堂,竟然“匪”得连“土匪窝”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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