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时代，皇位继承人的确立，事关皇权的传承、国本的巩固，所以，每当新皇帝上台后，通常都要把立储——选定太子的事儿纳入首要议事日程。但北宋仁宗皇帝赵祯似乎是一个例外，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他于乾兴元年(1022)二月即皇帝位，到嘉佑七年(1062)八月，历经四十年才确立太子，时间跨度之长，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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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曾有过三个儿子：长子杨王赵昉，次子雍王赵昕，三子荆王赵曦，皆早亡。他之所以迟迟不立太子，没有儿子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不难想象，作为一个万民臣服、拥有四海的皇帝，啥都不缺，缺的就是儿子——若大的家业没人继承，放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宋仁宗肯定着急。
至和二年(1055)初，46岁的宋仁宗得了一场大病，病的不轻。他的病是不是与立储有关，只能留待博学的君子考证了。皇帝病成这样，接班人的位子还空着，一旦山陵崩了怎么办?一些大臣沉不住气了。
最先找宋仁宗谈这件事，希望把太子定下来的是宰相文彦博。病中的宋仁宗同意了。文彦博和宋仁宗都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的是，如果按照文彦博的建议在这个时候确立太子，这个太子肯定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宋仁宗的侄子宗实，即后来的宋英宗皇帝。《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英宗之立》有这样一段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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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景佑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实于宫中。宗实，太宗之曾孙，商王元份之孙，江宁节度使允让之子也。帝未有储嗣，取入宫，命皇后抚鞠之，生四年矣。
也就是说，因为自己的儿子早亡，宋仁宗把自己的侄子宗实接进宫里，当儿子养，希望他将来接自己的班。宋仁宗即位的时候，是乾兴元年(1022)二月，那时候宋仁宗十二岁，把侄子宗实接进宫里的时候，是景佑二年(1035)二月，宋仁宗应该是二十五岁。在这样的岁数——正是一个人生育年龄最好的时候，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显然在立储的问题上，宋仁宗是有两手打算的。不过，他最希望的还是这期间自己能生一个儿子，狗皮贴不到羊身上。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心理，宋仁宗病好了以后，便把立储的事儿撂下了。
皇帝说话不算数，如此食言，惹急了一个大臣，他就是知谏院范镇。知谏院是个什么官呢?宋制，谏院是负责规谏讽谕的机构，其长官称为知谏院。范镇认为关于建储的事儿自己给皇帝提建议正对口。于是，在嘉佑元年(1056)的五月，理直气壮地给宋仁宗上了一道疏，奋然说道：“天下事尚有大于此(立储)者乎!”并三次觐见陈述自己的观点，以至于痛哭流涕。宋仁宗也很感动，但就是不松口，并以委婉的语言安慰范镇说：“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二三年。”宋仁宗为什么说要等个二三年再立太子呢?他还是希望能生个儿子，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儿子。
这样又过了两年，嘉佑三年(1058)六月，刚刚就任宰相的韩琦向宋仁宗又提起立储的事儿，说的很坦率、很直接：“陛下何不择宗室之贤，以为宗庙、社稷计?”意思是，你没有儿子可立，就在宗室子侄里选一个嘛。但宋仁宗回答的更坦率、更直接：“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就是说，后宫妃子马上就要有生孩子的了，看看生啥再说。这分明告诉韩琦，宗室子侄再贤，也比不上亲生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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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仁宗似乎命里注定没儿子的命，后宫生的偏偏是个女儿。按理说，这回他该听大臣们的劝说，把立太子的事儿拿到桌面上了吧，可宋仁宗还是拖着不办。这时候，刚刚担任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的包拯也出来说话了：“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说的义正言辞。但任凭你树梢怎么摇晃，树根就是不动弹。宋仁宗对包拯这样说道：“徐当议之。”一句话把包拯打发了。
宋仁宗“出尔反尔”的这种态度，尽管叫人摸不着头脑，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两点：一是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眼目前没有，只能等有了再说，这就需要时间;二是他不想把皇位传给宗室子侄，但大臣们又总给他施加压力，所以，他只能拖得一时是一时。然而，宋仁宗盼儿子想传位给儿子，固然是事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宋仁宗也不是不想立宗室子侄为太子，这一点也同样是事实。说宋仁宗只想把皇位留给自己的儿子，不想传给自己宗室子侄，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宋仁宗为什么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侄子宗实为太子了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盼了四十年，宋仁宗始终也没有盼来一个儿子，只好认命，只能退而求其次;再一个就是宗实的父亲——汝南王赵允让已死，宋仁宗认为宗实能实心实意给自己当儿子;赵允让死的时间是嘉佑四年，嘉佑七年其子宗实就被立为太子，仅仅相隔三年的时间，联系宋仁宗在建储问题上的种种顾虑，我以为，这不说是问题的关键，也绝非偶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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