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增加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名著。
它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体现当时民间生活的面貌。
全书描写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
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扩大非法经营，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还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
《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林林总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尽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欲、物欲所支配。
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在原始欲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时具备了对人性本质的拷问，善与恶的分界在这本书中有了另一种解释。
它运用鲜活生动的市民口语，充满着浓郁淋漓的市井气息，尤其擅长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神情口吻无不毕肖。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它还是第一部细致的描述人物生活、对话及家庭琐事的小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堪称研究明代世情的历史教科书。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
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着书，曰:‘无误后人。
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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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
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幺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
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
理学对人心人性之禁锢是可怕的，它要求妇女将贞操，要求百姓树伦理，一边泯灭人性，一边却树立起“孝道”、“仁爱”的旗帜。
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就连红楼梦的成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
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
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
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幺?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
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整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
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
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
《孟子》里讲民贵君轻，君者，船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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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
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
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
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
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真正的观点不敢发表，科举之路又是座独木桥，自命清高的文人们开创出一种“训诂文学”，埋首于故纸堆，“不那么清高”的书生则只能寄情于市井文学。
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
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
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
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既考得功名，又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
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
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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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两朝，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
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
只能说，这恐怕又是另一种转移民众矛盾的方法了。
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方面，因为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
虽然金瓶梅一书因其对性的描写而闻名，但事实上，书中关于此类描写实在只有百分之一，抱着这个念头去读此书的还不如去看看现在的网络文学畅快。
郑振铎说：“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有人认为，虽然由于小说中有性描写，使它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但只有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够真正读懂、读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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