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张献忠作为“农民起义领袖”和“屠蜀狂魔”而著名，也因此备受争议。那么，张献忠究竟有没有“屠蜀”呢?

　　明末清初，明军、清军、吴三桂军，都曾丧心病狂参与“屠蜀”

　　张献忠“屠蜀”之说由来已久。大致有两种说法。1、清代时，大都谓其“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尽，以至“千里如烟，空如大漠”。2、1949年后，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史学界对其极力回护，称“屠蜀”之说乃是“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因为“一切反动阶级总是仇视、镇压、攻击和诬蔑农民革命”。他们认为，张献忠所部杀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鉴于清军入关后有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劣迹，民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实屠蜀的主要是清军，张献忠只是“背锅侠”。

　　以上这些观点，其实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毫无疑问，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际曾大幅减少，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张献忠对此固然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但客观来说，这种结果主要是四川数十年战乱所造成的。崇祯年间，张献忠数次入川，长期同明军、清军作战。张献忠败亡后，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和其他农民军间相互征伐不断。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大致平定四川。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吴三桂所据，再度成为战场。

　　在这些战乱中，除直接死于战火者外，不少百姓死于屠杀。首先，明军军纪败坏，常常劫杀百姓。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赵荣贵率领的明军被张献忠所败，退往茂州。茂州的少数民族没有开城，赵荣贵遂在攻入后屠城。南明总兵王命占领顺庆，要求每家交银子，买“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绝，就“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南明曹勋部在雅州，搜刮民间存粮，老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致使“僵尸满路”。

　　其次，豪格等统帅的清军同样残酷，在顺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时，驱赶数千名百姓一起北上，到了绵州，又将他们全部杀死。清军在简州乏粮，于是抓捕百姓，“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豪格曾下令，对于不肯归顺的抗清者，一律诛戮。在潼川杀降而复叛的川兵“不计其数”。

　　第三，吴三桂部队在四川烧杀抢掠，让四川再遭劫难。吴三桂部将谭宏同清军作战失利，后撤时拆掉浮桥，劫掠保宁，致使“男女溺死无数”。谭宏在辖区内勒索百姓，使得当地人纷纷逃亡，十室九空。吴三桂之乱后，四川很多地方为之残破，如安岳、遂宁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

　　战乱之外，四川在明末清初还遭逢旱灾、水灾、瘟疫等大灾祸，死人无数。万历以来，四川屡屡大旱，顺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饿死者日无记数”;顺治五年(1648年)，盐亭“人多饿死”。洪水同样凶猛，崇祯十年(1637年)，剑州“两岸军民漂没者千余家”。伴随而来的是瘟疫，顺治二年(1645年)，重庆“骈死连村”;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爆发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数百里没有人烟。

　　上述这些“屠蜀”暴行，与张献忠相比，终究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明军、清军、吴三桂军的滥杀无辜，同“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比起来，依旧是小巫见大巫。张献忠曾经在四川建立政权。其对川人的屠杀，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一，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其二，实施严密的特务统治。为防范间谍，限制百姓行动、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如果逾期不归，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天亮时再抓捕审问。在“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甚至认为，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会给敌军做“带路党”，要一律剿灭;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故在四川实行了“除城尽剿”的策略，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其三，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即使是建立了政权，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打粮”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打粮”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可以想见，张献忠那所谓“千船沉银”究竟沾了多少血。

　　其四，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任用，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所以，张的科考，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

　　张献忠的暴政，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内有反抗，外有清军，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选择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军中的传教士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成都人被骗至城外，“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张献忠还“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成都遂成一片废墟。

　　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证明大西军乃是“农民起义军”，军纪好，不扰民，故常常会引用刘进忠约束士卒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该碑规定：“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等。殊不知，刘进忠因多次劝谏张献忠“生灵不可妄杀也”，以致被张献忠所疑，最后只得降清。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已难以细考。可供参考的是：当代学术界最早撰文为张献忠辩护的学者任乃强，也不得不承认张献忠杀了“什一二”的蜀人。当时全四川约300万人，如此，死于大西军之手者，至少也有30-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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