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坚是位对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帝王。美国人麦克·哈特所著《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中，隋文帝杨坚赫然在册，其他两位中国封建帝王则分别为秦始皇和成吉思汗。杨坚比后者毫不逊色，中国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杨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他完成的政治统一局面维持了几个世纪，作为他这项政绩的结果是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史载杨坚“有威容，外钝木而内明敏，有大略”。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个被历史掩盖的“多面皇帝”。

　　俭朴与奢华共存

　　开国皇帝大多生活俭朴，因为他们知道创业的艰难。但具有杨坚那样俭德的帝王却不多见，这种俭德不但表里如一，而且贯穿始终。当他在北周做高官时，私人生活就非常俭朴，几乎到了寒酸的地步，等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时，依然不改本色，并把俭朴倡导为全朝的风气。当上皇帝后，他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他告诫太子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宫廷了，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必加以补缀再用。杨坚的饮食很简单，除了必需的宴会，每餐至多一小盘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他摈弃金玉、锦绣与所有器玩。有个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精美的绸缎，他竟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各地官员各种名目的进献。《隋书·文帝纪》记载：“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文帝一朝，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但人性是复杂的，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没有充分暴露而已。北周的都城设在长安，因长期战乱已残破不堪。新王朝应有万物更新的形象，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建新都，命宇文恺主持营造，名为大兴城。大力征发民力，集中了全国的工匠，为营筑新都城花费了不少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他认为无可厚非。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造仁寿宫，工程由亲信杨素负责。杨素为了讨得杨坚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皮鞭棍棒下，辗转沟壑，死于非命者达万余人，人民怨声载道。杨坚得知此事后，有些不悦。但当他看到仁寿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夸杨素是大大的忠臣。四年后他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建十二所行宫，所耗费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坚守俭德是难的，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努力克制这种欲望的隋文帝稍一松懈，便为佞臣所误，违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勤政亲民与滥刑好杀

　　勤政使杨坚成为明君。他每天坚持上朝，听取臣下奏报，甚至到日落西山，仍然精神不减地端坐朝堂。他常利用闲暇，乘舆四处访问，路上遇到上表者，便停下来，亲自详细询问，极有耐心。他还派遣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得失，民间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亲民更使杨坚深得民心。他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保住江山社稷，必须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即位之初，他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农民，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饮食情况，有人带来百姓吃的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沉痛地自我检讨，为惩罚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达一月。杨坚到泰山封禅，途中遇到大量饥民，车队行走困难，他下令警卫部队不得驱逐，从而出现奇观：饥民与御仗混同而行。他骑着马，见有扶老携幼者，或引马让路，或为之安慰。经艰险之地，必令左右帮扶百姓。

　　在强调儒家以德治国的同时，杨坚又是相当偏爱法家理论的。他深信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他以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以术来驾驭群臣，以法来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从而，他又是喜怒无常的、随心所欲的、变幻莫测的，以此不让朝臣熟悉他，窥破他。自登上龙椅之后，猜忌、严苛、喜怒无常的秉性就暴露无遗。在金殿上打人，是杨坚的拿手好戏。大臣们稍不如他意，就会当廷挨他的杖责。他心情不好时，一天要打数人。他常嫌执行杖责的人下手太轻，甚至怀疑他们手下留情而将其推出斩首。如此一来，行刑者无不狠如虎狼，故常有人当堂死于杖下。大臣有过失要受罚，但没有过失也会无端遭殃。侍郎辛亶穿红裤上朝，杨坚认为他是为了“厌蛊”，也即是避邪，而穿着避邪的衣服上朝，岂不是视他老人家为邪恶?当即不分青红皂白，推出去砍头。有一御史，奉命监督军纪，有武官军服不整，佩剑没有挂好，御史没有上奏弹劾，杨坚得知，立即下令杀死御史。理由很简单：你是御史，为何放纵他们如此?谏议大夫毛思祖进言劝阻，也被处死。为了明察群臣，他派左右心腹四处打探，官员即使犯有小过失，他也必不轻饶，量以重罪。为了考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他竟搞起“钓鱼”的勾当，他暗地派人送去钱帛，一旦有受者，立即处以死刑。

　　杨坚到了晚年，用法更加严酷，滥杀无辜。武库院内长了野草，他便杀了武库令数十人。大臣独孤师私下接受了外国客人一只鹦鹉，竟也被他下令斩首。杨坚对朝臣如此，那对草民呢?更是视如草芥了。开皇十五年(即597年)的法令公布：“盗边粮一升者，皆斩。”十七年又颁布更严酷的法令：盗一钱以上者皆弃市，知情不报者，连坐。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隋文帝用严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场发生腐败，防止官员不尽职守，防止犯罪现象在民间蔓延。然而他置法律于不顾，凭自己好恶主观来草菅人命，从而制造了恐怖气氛。

　　用刑过滥，好杀成性，不遵法律准绳的杨坚有暴君之嫌。

　　创新制度与破坏旧制

　　隋文帝杨坚治国确是“大手笔”的。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政治、经济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改革官制，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最高政权机构，开创了隋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他又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除州郡自辟僚佐的制度，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免。他制定了一种防御原则，规定省级官员不能在本省做官，以防官徇私情，重用亲友，同时也防止他们建立威胁皇权的基地。在经济上，继续实行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并开创了以交纳绢布代役的“庸”。隋文帝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开皇十八年，废除九品官人法，实行科举制。这一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出现一个来自社会各阶层、由官吏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具有相当能力的科举机构。

　　但杨坚在创新制度的同时，又破坏了一项根深蒂固的旧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中国的封建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照宗法制度父子相传的。因而一个君主是否能够选择到能托付大任的继承人，是保证基业绵延长久的关键。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他强行抛弃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废长立幼，舍弃了生性较为仁厚而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却被善于巧言令色、善于伪装自己的次子杨广所迷惑，改立后者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者成了社稷的掘墓人。当然，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滥用刑法也为隋炀帝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基础。

　　隋朝二世而亡，隋文帝杨坚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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