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世界近代史，人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即最早从殖民主义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两个地区——英国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其后来的发展完全不同。英国北美殖民地——现在的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它从独立后开始锻造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且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一派兴旺景象。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它在独立前明显比北美洲富裕、也更有吸引力——现在却仍旧在“发展”的泥淖中苦苦挣扎，似乎怎么也跳不出“欠发达”的阴影。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拉丁美洲是继英国北美殖民地之后挣脱殖民锁链的第二个地区，从它在独立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资源条件看，它的发展潜力无论如何也要比北美洲好。那么，拉丁美洲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它为什么至今仍然是“第三世界”?看来，只是独立这一因素并没有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中却蕴含着后来发展的障碍。尽管在20世纪有一些学者把不发达归咎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归咎于“中心”对“边缘”的剥夺;但拉丁美洲内在的因素却构成对现代化发展的强大阻力，使拉美的发展十分艰难。本文试图对拉丁美洲的独立过程进行分析，以探讨拉丁美洲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出现的重大失误。

　　(一)

　　拉丁美洲的近代史上充满了暴力，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欧洲人就对拉丁美洲进行武力征服，在大约一个世纪时间里，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大量被消灭，有些地区，比如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几十万印第安人一个也没有剩下，不得不从非洲运来黑奴填补他们的空缺。征服留下一个复杂的社会，由于征服主要靠军队进行，男性移民在征服者中占主要部分，这样就造成一个复杂的人种金字塔，在顶端的是征服者自己，即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岛人”。低一等的是殖民地出生的土生白人，他们不可以担任高级官员，然而却控制着殖民地的地方社会，是地方上的豪强劣绅。再往下是欧印混血人，这在西班牙美洲数量庞大，在许多地方占人口多数，但他们既不被西班牙文化传统所认可，又不是印第安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是一种文化上的“弃儿”，在殖民时期备受欺辱，心态十分复杂。与之相似的是黑白混血人，其地位比欧印混血人更低。再往下还有纯粹的有色人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这样一个人种复杂的社会必然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人种的区别和文化的区别纠缠在一起，而且与社会阶层之划分交叉重迭。于是，人种、文化、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政治权利等等所有差异都搅成一团，在拉美的殖民地社会布下了一道道裂痕。

　　除这种社会的分割之外，又增加地域的分割，使拉美社会更加分裂。美洲南部地形复杂，有重重的地理障碍，中美洲中央就有两道山脊，把狭长的地峡分成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两部分。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山势险峻，把居民点包围在一个个海拔2000-4000米高的山谷盆地中。亚马逊河流域宽广近500万平方公里，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原始热带雨林。沙漠形成第三大障碍，使本来就复杂的地形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地形复杂，交通就十分不便，南美洲主要河流大多无法通航，陆路交通又十分有限，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秘鲁仍有30个省城无公路与外界连通，运输工具从骡车、马背直至肩担手挑一应俱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分割状态就可想而知了，一位英国地理学家在1960年写的书中还这样说：拉美的居民实际上分裂成“一连串的群落，如大海隔开的岛屿，被其实是无人居住的森林与荒漠分割开。”事实上，拉美多数人口居住在环大陆一圈的城市集镇中，其中大多数集镇人口不多于400人。内地则是一些极分散的居民点，庄园是其活动中心。大庄园可以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英亩的大牧场，牧场上的工人寥寥无几。在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地方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后果，而且这种地方主义极其狭隘。虽说拉丁美洲有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但共性是想像中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弥散于拉丁美洲的是地方文化、地方特性、地方生活方式和地方认同感，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是——它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正如一位波多黎各总督所说：拉丁美洲“要么是独裁，要么是混乱。”

　　在殖民时期，这种分散状态被殖民的专制统治掩盖了。西班牙本是专制国家，在它统治的广大拉美地区，完全实行集权统治。西班牙把西属拉丁美洲分成几个总督管区，由西班牙国王委派总督，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管理。在这里，重要的官员都是从母国派来的，也都直接对西班牙国王负责。只有“半岛人”才有最充分的权力，哪怕是土生土长的白种人，也被排斥在全局性的政治活动之外。因此，专制的传统由母国传给殖民地，西班牙国王依靠由“半岛人”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及直接由本国派来的庞大军队维持着殖民地表面的平静，使之看起来像一个统一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中，尽管社会布满裂痕，族群与地域的分割愈演愈烈，但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这一点在整个殖民地都得到承认。

　　但殖民地独立运动却否定了这个权威，使各地都不再服从西班牙的统治。拉丁美洲内在的矛盾立刻就暴露无遗：作为一个高度涣散的社会，它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威，但高度集中的权威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根本就无法形成。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未能提供必要的权威，致使拉美社会陷于瓦解的状态。

　　(二)

　　我们不妨把拉丁美洲的独立和美国的独立做一番比较。北美独立运动开始时，英国已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掌管国家政权，权力分散在各个层面上，就是殖民地电和母国一样，有民意代表机关，因此有自治传统。独立运动开始后，英国的权威被否定了，代表机关立刻就递补上来;“人民主权”这种思想本来就隐含在英国的制度中，而它的执行机构又是现成的，即各殖民地议会。于是，很快就召开了各殖民地都参加的大陆会议，而大陆会议也立刻成为所有殖民地都承认的最高权威，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没有出现权威失落的现象，相反由于一切权力转归由民选产生的代表会议，独立运动同时也就成为一场静悄悄的政治革命，最终使“人民主权”这个思想第一次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在独立战争中，大陆会议指导战争，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召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俨然是各殖民地的最高同盟政府;最后，大陆会议制定宪法，宣布了新国家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权”得以确立，正如美国联邦宪法开宗明义所说：“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争取自由幸福，因而给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套宪法。”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却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军队的“解放”。由于社会根深蒂固的分裂，人民革命很难发动起来，于是只好靠军队来“解放”人民。具体的过程是：圣马丁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玻利瓦尔领导另一支军队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最终铲除西班牙残余势力。人民的被动状态使“人民主权”不可能出现，于是军队这种最显而易见的暴力权威取代了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关于这一点，“解放者”玻利瓦尔早就有所预料，还在1815年，独立战争刚刚开始时，他就从国外对他的祖国说：“我们的同胞不具备我们北美兄弟所著称的那种能力与政治品德，完全的民众制度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只会把我们推向倒台。”他因此主张在南美建立总统终身制(也就是独裁)，以避免“解放”后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但现实比波利瓦尔估计的要糟得多。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军队成为权力的中心。军队打仗，解放国土，组建地方政府，指派自己的军官担任各地长官，征收军税，征募士兵，从军事到民政的一切事务都由军队做决定，军队就是政府，军令就是法令，独立的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置于军人掌管之下，军官的意志统治国家。然而遗憾的是，军内也未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社会的分裂太深刻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建立超出于狭隘的地域利益之上的权威。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军官互斗，军人们没有政治理想，他们很快就以争夺权力为能事，毫无政治原则。美国学者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不是一个有中央指导机构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没有大陆会议，没有单一的公认领袖如华盛顿，它没有可以向运动提供经费或召募军队的代理机关，大陆的每一个部分都各自为战，没有中央指导，没有受承认的中央领导层。也没有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一个超前的运动，人民并没有做好独立的心理准备，只是由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及扣押西班牙国王才触发了拉美人的反感：他们不愿接受拿破仑的统治，拉丁美洲才宣布打算“独立”。但西班牙的权威一旦解除，权力的真空状态就立即出现。西班牙国王本来是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唯一公认的权威，一旦这个权威丧失，一切权威也就全都没有了。于是军队递补进来，“解放”了拉丁美洲，而它电立刻就变成动荡的根源。权威的丧失在军队中表现为将领之间互相不买帐，即使是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控制不了内讧四起的局面。对此，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是意识到了，“秘鲁护国公”圣马丁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忠告是：“一位幸运的军人……执政，对重新建立的国家是可怕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在为他的国家奋战了20年之后失望地说：拉丁美洲是“难以统治的”，“一千次动乱就必定会引起一千次篡权”，他预言：“将有许多暴君从我的坟墓上崛起……把内战打得血流成河。”

　　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老一代领导人还在掌权，将军们就开始了夺权行动。圣马丁不在秘鲁，秘鲁立刻发生军事政变;他虽然平定J，这次叛乱，但这已足以使他心碎。他回到智利，智利又发生推翻奥希金斯将军的政变。他回到家乡阿根廷，阿根廷正忙于打内战。于是他踏上了去欧洲的流亡之路，在悲愤与贫苦中了其余生。玻利瓦尔完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却面对着他自己将领们的众叛亲离：派斯在委内瑞拉自立山头，桑坦德在哥伦比亚发动政变，并策划了刺杀玻利瓦尔的行动。玻利瓦尔被迫实行独裁统治却又在良心的驱使下自动放弃权力，随后走上了自我流亡的路途。不久后，这位独立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在47岁的英年之时就客死他乡。他最能干也是最有理想的将领苏克雷元帅在治理玻利维亚时被政变推翻，不久后又死于非命，被背信弃义的部下暗杀了。

　　既然独立战争的最高统帅都阻止不了阴谋与政变;那么拉丁美洲的前途就必然很暗淡了。随着早期这批理想主义的领导人退出舞台，拉丁美洲的政坛就留给了独立战争中那批二流的将领：他们各占一方，专横拔扈，靠军队实行强暴的统治，彼此间又互不服气，互相讨伐。这样，拉丁美洲就彻底肢解了，权威丧失造成了社会的根本瓦解，而这本来是符合拉丁美洲的分裂状态的，将军们靠武力上台，然后又被有武力的其他人赶下台。一个武夫就独霸一块地盘，对来自其他方向的任何命令不予理睬。这些人就是拉丁美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考迪罗”，按《剑桥拉丁美洲史》作者的说法：“考迪罗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们发动他们的追随者向法定的权威挑战，或者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攫取权力。”@考迪罗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军人统治的模式也因此在拉丁美洲固定下来。假如当初拉美殖民地也能像北美那样形成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威，那么拉丁美洲也会和北美一样顺利地向现代化强国方向发展;但人民的权威在拉丁美洲是不可想像的，于是就造成了独立后一切法定权威全部丧失的局面。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摧毁了合法的政治权力而没有提出同样也合法的替代物。独立战争结束后，没有人知道政治权力在哪里，谁是西班牙国王合法的继承人——谁来继承他的权威、他的影响、他的威望、还有他近乎神圣的性质?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谁是穷人的卫士、正义的源泉?……拉丁美洲人把象征着合法政治权力的东西全都丢掉了，这个真空直至今日都还没有填上。”拉丁美洲的悲剧说明：权威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丢失的;对于新摆脱殖民统治(或新推翻专制统治)的国家来说，人民的权威应该立刻就递补上!

　　(三)

　　独立战争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制约着拉丁美洲的发展。

　　首先看看这些数字：

　　据统计：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近150年时间里，总共发生过不下550次军事政变，“还不包括未遂事件。”如果这个统计准确，那就意味着在当时20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平均每个国家发生过近3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每隔五六年就要发生一次。

　　一一在其中有些国家，军事政变的频率远比平均数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玻利维亚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发生过179次政变，平均每两年更换三次政府，最频繁时是两天出现三个总统。

　　独立后150年中，拉美国家制定过大约180部宪法，其中多数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委内瑞拉在这方面创最高纪录，它从1811年以来颁布过22部宪法。厄瓜多尔在115年中也颁布过16部宪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宪法。宪法在拉美国家生活中其实不起约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夺权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书”，“从来不要求认真执行。”

　　到20世纪，政治动荡的幅度仍不亚于19世纪，有学者统计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拉美出现过350次以上的“非宪法夺权行动”，其中海地发生过58次政变，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进入60年代，整个拉美政变成风，到70年代中叶，不计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军人政府，无一例外。

　　因此有人说，在拉丁美洲，“如果军队不亲自管理，那么也要由它决定谁来管理。”一位美国学者则这样说：“军人政治——由军人控制或接管文官政权——是拉丁美洲的通病”。~

　　由于权威丧失，拉丁美洲从争取独立之时起就把军队推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导致拉丁美洲在后来的发展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独立近200年还在“第三世界”范围内踯躅徘徊。军队的作用太大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大失误。

　　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走过的老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理所当然地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理所当然地应给予这些历史事件以更高的评价。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当作两次革命高潮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而给予完全肯定，“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

　　应当指出，黎澍提出的许多新观念、新观点，在学术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争鸣。正是这种争鸣，对于学术界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拓展研究领域，促进思想和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一位富于创新精神、勇于科学探索的开拓型学者，黎澍以他平等、民主的学术作风，推动了这种学术争鸣。

　　黎澍从来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但也不以“权威”自居。他反对历史学家“故步自封，以抱残守阙为能事”，极力提倡历史学家“要有允许人们提出新认识的器量”，因为“在历史领域里，认识永远是不完善的，有缺欠的”，“新观点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要求历史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注意采取虚心的、老实的、充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出乎我们意想的新见解。永远记得在我们面前还有广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大量并未真正研究清楚的问题。因此对自己的知识的可靠性，不过于自信”。黎澍正是本着科学家的这种纯真和良知，严肃而坦然地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热诚欢迎对他的学术见解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之商榷争辩，并进行勇敢而诚恳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极为宽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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