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势力

　　12世纪末，京都东山大谷僧人、创立净土宗的源空(法然上人)的弟子亲鸾出于对农民贫苦生活的了解，根据净土宗专修念佛的宗旨创立了净土真宗(大名鼎鼎的一向宗)，主张一个人能否往生极乐世界在于佛陀本意。善人能往生，恶人则更能往生。只要依靠佛陀力量就能得救。这种废除了传统宗教修寺、造佛、念经繁冗仪式的思想很快在广大农民中得到传播，势头之猛令幕府所推崇的传统禅宗立刻萎缩。所谓本愿寺氏就是净土真宗本寺东山大谷本愿寺法主(类似中国寺庙的方丈)的姓氏，比较特别的是法主可以娶妻生子。如此算来亲鸾是本愿寺首代法主。以后的历代法主都是世袭制。

　　继承家业

　　当到了七世法主存如引退时，本愿寺家在继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庶子出身的本愿寺莲如因能力出众而为存如所喜爱，遂舍正室所生长子本愿寺应玄而任命莲如为八世法主。这不可避免地遭到其正室的反对，并引来了纷争。借此时机，其他的一些长期为净土真宗压抑的宗教势力开始试图翻身。宽正六年(1465)，趁天下动荡之际，延历寺的势力攻入了东山大谷本愿寺，放火烧寺后大肆行凶。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莲如以净土真宗中兴之祖的身份登场。他调停在继承权上的的分歧，将本愿寺本寺移到了近江坚田，以“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十字名号来约束门徒，把它们的思想从私斗转移到专修念佛上。很快使净土真宗重新兴盛起来。然后莲如又与其它各宗派消除了误会，为以后的布教减小了障碍。

　　莲如时期

　　亲鸾上人在法然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主张彻底的“他力本愿”，以及“恶人正机”，其后，他更以此成为净土真宗之创立者。净土真宗传到今天，已发展成众多流派，而溯其本源，初时的净土真宗本寺，便是本愿寺。日本是一个氏族门阀制度，世袭体制存在与社会各个阶层与领域，包括知识领域。净土真宗之法统，便是世袭继承，颇富日本特色，真可谓佛教文明史上之奇观。

　　亲鸾死后，龟山天皇的文永九年时(十三世纪下半叶，相当于中国之南宋)，其四女觉信、孙子如信以及部分弟子，在龟山天皇的文永九年(十三世纪下半叶，相当于中国之南宋年间)，于东山大谷亲鸾的坟旁建立佛阁，其内供奉亲鸾之影像，称大谷寺。后朝廷特赐号“久远实成阿弥陀佛本愿寺”，简称本愿寺，成为主张他力本愿自净土真宗的本山。自此，本愿寺便成为净土真宗门徒之信仰中心，

　　以本愿寺为基础的净土真宗，似乎更接近西方之罗马天主教：本愿寺作为宗教机构，具有神圣性质;本愿寺法主实际被尊为活佛。从本愿寺自上而下对门徒发布的命令，亦具有宗教神圣的性质。对本愿寺及其法主的信仰，也和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同等重要。这种集佛、佛法和人间法主三位一体的信仰体制，被世人称为“一向宗”。

　　亲鸾之女觉信，便被奉为二世法主;其孙如信，则成为三世，至此，净土真宗·本愿寺之法统，依靠此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体制，代代相传。

　　其后，本愿寺得到逐步地发展，其中又以室町时代之八世法主莲如，贡献最大，在本愿寺历史上，遂成为第二号重要之人物，及至今天，仍然被信徒供奉在亲鸾上人侧。在莲如的时代，本愿寺受到旧佛教势力，天台宗·延历寺的僧兵攻击，大谷本愿寺惨遭捣毁。在此种形势下，莲如率众向北，到达北陆的越前，在地方守护朝仓之支持下进行布教，在该地区发展了大量的庙宇和信徒，使越前·加贺一代成为本愿寺之势力基础。

　　净土真宗·本愿寺(下称一向宗)布道应该是当时所有佛教宗派中最富系统性和组织性的，既然要以下层老百姓为主要布道对象，便要到基层展开工作。布道一般以农村的村为单位，设立“讲”，在“讲”内进行传道，一般来说，以一村为一讲，也有一村数讲、数村一讲，每个讲以数十到数百人为基础不等。日本农民一直就有建立草根性联合组织的传统，过去存在的是以村为单位的“惣”，农民联合起来，发挥集体力量，对地主进行地租之类问题的交涉。不好惣还会建立自己的武装，以保护地方农民安全，这种组织，有时更会和浪人武士结合(可参考黑泽明之《七武士》)。既然一向宗作为农民之集体信仰，其草根宗教组织“讲”，便理所当然地取代了“惣”。农民起初会在“讲”内探讨宗教问题，但逐渐的“讲”便和传统的农民组织无异，成为农民讨论实际问题、发泄不满的场所。逐渐的，农民为谋取权益，开始发动武装的暴动，企图夺取地方政权。一向宗的“讲”组织，成为联合不同村落地方农民的机构，一向宗的发展，因而反而起到了便利农民起义的效果。农民这种起义，其时被称为“一向一揆”。

　　和后来不一样，当时的本愿寺并不主张农民进行这种暴动，因为这实际上对封建领主公开树敌，不利于自己宗教的生存，同时日本佛教及至当时，仍然在意识形态上有维护国家政权的传统，虽然在一向宗中，佛法已被提到空前地位，足以和世俗法律抗衡，甚至超过世俗法律。莲如号召群众保持冷静，但效果不大，显示了本寺和其门徒之间微妙之关系(在后面将更详细地分析)。一向一揆越演越烈，最终造成加贺暴动。1488年，一向门徒以十万兵力包围了加贺守护富樫政亲的高尾城，不久将之攻破，政亲自杀。至此百年之间，加贺国一直为本愿寺教团和控制，成为所谓的“门徒领国”。各地大名看到一向一揆发展空前迅速，感到恐慌，开始视一向宗为洪水猛兽，对之又恨又怕。

　　此种暴力性质的起义，和莲如之实践哲学颇为不同。他虽然反对武士统治，认为武士是佛敌，但认为门徒应在表面上遵从武家，遵守王法，而只把信仰和佛法铭记在心。对加贺的状况并不满意的他，重新返回近畿，在京都山科建立了本寺，其间的本愿寺，称山科本愿寺(后山科的本愿寺被细川、六角及日莲宗的联盟于1532年烧毁)。1496年，莲如又在今日大坂地区，建立石山御坊，从此便有了石山本愿寺。

　　本愿寺如此成功，和其教义、群众基础以及行政、组织形式有根本关系。

　　本愿寺是一个等级清晰而森严的宗教组织，从本寺、末寺到地方的“讲”，从法主到坊主(本愿寺委派到各地的地方宗教领袖，在掌握政权的地区，如越前，实际在扮演类似地方大名的角色)到基层僧侣，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但效率颇高的体系。上级命令发布下来，便能通过一层层的机关进行执行。

　　对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而言，一向宗所提供的简单、清晰、有力的教说，能给他们在战乱时分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什么可相比较的宗教。一向宗所提倡的忠诚十分简单明确——指向阿弥陀佛 和 法主，二者把门徒和拯救联系起来。要获得拯救，就必须听从法主的命令，是十分简单的逻辑。此外，一向宗的信仰亦帮助不同地域的人们超出他们固有的地域局限性，使他们更好地团结起来，为一个更高的共同目标奋斗。有了农村纵横交错的“讲”组织为活动基础，一切就变得更为有效。此外，一向宗佛教颇有平等意识，在基层具备民主特色，有强烈的社群观念，颇能满足下层人士的心理和社会需要，并且给予他们鲜明的认同，使他们获得巨大的归属感。

　　自莲如时代开始，本愿寺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越前等大片徒弟，这种控制，当时主要通过最基层的农民。本愿寺更鼓励信徒将土地捐给本寺，并许诺保证保护，这个办法使本愿寺成为一大地主，获取巨大的经济受益。另一方面，本寺也鼓励信徒直接将土地捐献至本寺，而非地方坊主，以恐后者逐渐独立起来。

　　本愿寺在意识形态上统治农民，扮演着垄断的角色。由于农民遵守信仰，那么控制信仰的本寺就拥有巨大权力，可以通过开除教籍作为一种手段来制裁门徒。因为阿弥陀佛是走向拯救的唯一法门，那么得罪代表阿弥陀佛的教宗法主，便等于剥夺了自己受拯救的机会，因此门徒对本愿寺十分忠心耿耿。

　　一向宗的教说，对门徒在战场作战，似也有帮助。从莲如时代，门徒组织和武士、封建领主矛盾激化，故有一向一揆。莲如支持门徒在受攻击时进行武装反抗，以“捍卫佛法”，他告知门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对一向总的忠诚，保证了阿弥陀佛肯定送他们上西方净土，他们是为佛法而死，死后会得拯救。这种教法，是不少门徒，甘愿为信仰而死。其时，反对一向宗的人，均被称为“法敌”，门徒则有义务为佛法而死。由于相信死后必得拯救，作战时便可无所畏惧，异常勇猛。浴血沙场，只需含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便可从容而死。

　　但若认为本愿寺对所有门徒都有直接有效的控制，也不正确，实际上，一向宗也为部分的农民所利用。许多农民起义，打着一向宗的旗号，但却是受现实利益驱使，为了争取十分实际的政治经济权益。此外，甚至有一向宗门徒之间，发生冲突，争夺利益。这些一向一揆，都并非宗教性质。

　　前面说的另一镰仓新宗在商业城市(如京、堺)发展了势力，其信徒却主要为商人阶层和城市小生产者。日莲宗参与了对山科本愿寺的捣毁。它与一向宗的冲突，实际可定义为城市阶层同农村阶层的矛盾。到战国年代，根来寺，延历寺，金刚寺等几个大寺仍然势力强大。根来寺有约2,700个分寺;延历寺在比睿山有400个以上的分寺。僧兵方面，延历寺有大约3,000到5,000，金刚寺和根来寺则至少有3,000左右。延历寺控制比睿山附近的繁荣地带，金刚寺在16世纪80年代据说控制两千六百个村庄，而根来寺掌握制造火枪地带，其僧兵也被训练使用火枪。但这几寺都没有本愿寺的农村群众基础，可以在其危机时拯救它们。

　　战国时代，大名遇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或镇压农民起义。镰仓新宗门徒的一个特点就是，愿意以牺牲生命来保护他们的信仰的纯洁和独立。

　　中兴之祖

　　1467年席卷全国的应仁、文明之乱为净土真宗的扩张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莲如趁战乱将一向宗势力渗入了越前和加贺。在几经争夺后，终于在1479年借守护富坚政亲自刃的机会占领了加贺，形成了加贺一向的势力。当时幕府将军足利义尚非常震怒，下昭越前守护朝仓氏进攻加贺一向，近江大名六角氏剿灭近江山科本愿寺(莲如从1479年开始历经五年才完成建设的本愿寺本所)。莲如为了实现战略转移，1496年开始在摄津东成郡生玉庄内修建石山本愿寺。当时只是为了建设寺社以求发展，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终于一步步将寺社向着城池建设方向发展。1542年，雄伟的石山本愿寺城出现了，这被看作是本愿寺家向战国大名转变的标志。当时本愿寺法主是第10世证如，其子就是在战国游戏中经常出现的本愿寺显如了。

　　1457年，本愿寺莲如成为第8代教主，本愿寺的势力持续扩大，于1465年时遭到比叡山(佛教天台宗的总本山)的攻击，京都大谷的本愿寺本院遭到破弃，莲如逃往加贺。莲如在加贺地区本着不屈不挠的斗志，以简单的汉语(战国时代的书写还是以汉字为主，只是读音已渐趋音读化)向平民传教，当时的“一向宗”可以说是平民的宗教、教育、精神等等的支柱，非常受到尊敬。因为“一向宗”素有佛陀乘愿建立佛国的说法，有些狂热者出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佛国”的想法，这种思想在当时受到武士阶级极权压迫的平民之间如燎原之火般迅速发展，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在1488年爆发“一向一揆”(一揆意指群众)的暴动，推翻的当时担任加贺守护的富樫家，加贺国成为独立的、由百姓治理的“一向宗的国家”(事实上，权力由本愿寺操纵)。除了加贺之外，其他地区也有一向一揆的叛乱事件，但是都无法真正地与地方大名的军队相抗衡，取得独立。

　　1499年3月25日本愿寺莲如病亡于山科本愿寺，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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