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皇帝，莫过于明神宗朱翊钧。他继位初期励精图治，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壮举，但是后期却怠政严重，将近三十年不上朝理事，同时贪财严重，究其原因，一生纠缠于四个女人之中，心力憔悴，大明的中央政坛也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并为帝国的衰落揭开了序幕。

　　明亡，亡于万历。

　　万历初年的政事，由张居正主持的“内阁”和冯保掌管的“司礼监”共同负责，万历帝的生母慈圣李太后则居中协调，可以说万历帝朱翊钧只是个挂名天子。更多的时间，万历帝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帝王。在万历15岁时，两宫太后觉得皇帝已经长大，可以为他选妃完成大婚了，于是就下诏天下，为皇帝选妃。当时锦衣卫指挥使王伟年仅13岁的女儿王喜姐经过千挑万选脱颖而出，成为了万历皇帝的皇后。可是对于年少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可心，他和这位13岁少女的结合，更多的是依从母亲李太后的愿望。王皇后，祖籍浙江余姚，具有江南水乡女子的柔美细腻，而且性格端谨，识大体，与两宫皇太后相处融洽，可惜王皇后仅生下一个女儿，令万历帝非常失望。

　　雄伟壮丽的宫廷，年轻貌美的妃嫔，却令朱翊钧索然无味，为了排解空虚与寂寞，朱翊钧迷上了喝酒。虽然万历帝酒醉之后，经常惹是生非，甚至有过手提宝剑追砍权宦冯保，因此差点被母亲慈圣李太后废掉皇位之事，少年天子经此一事，对母亲俞加敬畏。一日，朱翊钧去慈宁宫中向母亲请安，却被母亲宫中一个相貌清秀的宫娥所吸引，于是趁着母后不在，借着酒兴，临幸了这个唤作王氏的都人，放纵了一把，事后匆匆走人。

　　谁知一夜春宵，宫女王氏珠胎暗结，怀了龙子。几个月后，身形发福的王氏被慧眼如炬的慈圣李太后发觉，一番问询之后，李太后喜笑颜开，心想：“自己当年也是宫女，因为被裕王临幸，产下朱翊钧，才改变了命运。如今王氏的遭遇，如同自己的往昔，莫非天意如此，当以此女婚配我儿。”于是传来儿子朱翊钧问及此事，万历却矢口否认。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力挺王氏，万历不得不将其册封为恭妃，其后不久，更诞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王氏是幸运的，由一个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晋升为妃，更产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王氏又是不幸的，万历对她的临幸，或许只是单纯的一次酒醉之后的猎艳。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后来恭妃王氏的悲剧埋下伏笔，而郑贵妃的出现，只不过激化了这一隐藏的矛盾。

　　郑贵妃，北京大兴人，14岁进宫，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被册封为淑嫔，乖巧玲珑，天资过人，一经介入皇帝的生活，就被万历皇帝惊为天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郑氏得宠原因，并非单纯的艳丽，更多地还是凭借其聪明机警并通晓诗文等其余妃子不具备的才华。她看清了万历这位少年天子内心的苦闷与忧愁，决心用自己的独有魅力去抚慰皇帝的内心，努力成为皇帝的精神伴侣。她不仅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而且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甚至公然抱住万历，抚摸皇帝的脑袋。对其余人来说，郑氏胆大妄为，对于万历来说，已经将这个美丽明艳、天真烂漫的女人视作自己的知己。不到三年郑氏就由淑嫔升为德妃，再晋为贵妃。1586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地位更是如日中天。皇帝的殊宠，不仅令皇后、恭妃心生不满，更令满朝文武被迫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皇长子朱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氏即被封为皇贵妃，距离皇后的位置也仅一步之遥。这样一来，不仅王皇后难以忍受，以内阁为首的文官系统更是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火药味。“皇帝欺朝中无忠臣，要行废长立幼之举。”此类谣言满天飞，恭妃王氏也是如临大敌，幸而慈圣李太后对于长孙常洛非常喜爱，王皇后对于常洛也是视作己出。早在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以固国本。但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自然也不愿意将朱常洛立为太子，于是借口皇长子年龄尚小，推托过去。郑氏受封为皇贵妃，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先册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理由是恭妃诞下了皇长子，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由于言辞尖锐，导致万历皇帝大怒，将姜应麟及求情者一律下狱。此后南北两京数十人接连上疏申救，万历对此皆置之不理。

　　万历皇帝的内心无疑是愤懑的：天子富有四海，册立谁为皇贵妃，是朕的家事，满朝文武居然合起伙来干涉天子的家事，实在是非常无礼。

　　皇后王喜姐的内心无疑是非常难堪的：皇后名义上主管后宫，但是郑氏这个贵妃的待遇居然已经超越了自己这个正宫皇后，如果再晋升为皇贵妃，那么自己的皇后位置，怕是也会早晚不保。

　　恭妃王氏的内心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自己被天子临幸，皇帝过后居然翻脸不认账，自己已经为大明诞下皇长子，可是却迟迟没有被皇帝立为太子，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封赏。

　　贵妃郑氏的内心无疑也是非常不平的：自己了解皇帝，皇帝宠爱自己，双方都将对方视作自己的知己，过去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自己做个皇贵妃有什么不对吗?

　　整个大明文官群体的内心无疑也是非常困惑的：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可以说，因为郑氏的出现，尤其是郑氏诞下的皇子朱常洵的出现，大明的中央政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并为帝国的衰落揭开了序幕。

　　明朝的衰落从此开始

　　当年迈的礼部尚书洪乃春依据太祖朱元璋当年立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建言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被万历帝下令廷杖六十，褫夺官职，勒令回乡反省之后，朝野大惊，各地要求册立朱常洛的章奏却如繁星一般递交到了通政司。尽管朱翊钧一怒之下廷杖、贬斥、流放了一百余位大臣，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慈圣李太后为了拯救自己这不成器的儿子，拯救自己出身卑微的皇长孙，暗中出面给万历皇帝施加压力。当万历帝到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时，李太后便问他不册立太子的原因。万历帝回答:“常洛是都人之子。”李太后大怒道:“你也是都人之子。”万历听后惶恐不已，跪伏在地上不敢起来。原来后宫中叫宫女为“都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所以她才会这么恼怒。朱常洛因此才得以立为太子，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闺范》于万历十八年(1590)刊行后，风行一时，成为“闺门至宝”。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神宗宠妃郑贵妃得到此书，命其伯父郑承恩、兄长郑国泰新添“后妃”一门，增加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万历时妇女十七人，出自重新刊刻此书，亲自撰写序言，即《重刊<闺范>序》。

　　当时，正值“争国本”的关键时刻，郑贵妃重刊《闺范》之举的意图引起了朝野的议论与猜测。

　　朱常洵虽然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但是被册封为“福王”，封国为繁华的洛阳，同时郑贵妃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儿子就藩。明制，皇子成年，受封王爵，就必须离开京师，到藩国居住。郑贵妃为了留住儿子，开出了天价的就藩条件，“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但是廷臣请王之藩者依旧数十百奏。同时睿智的慈圣李太后再次将了郑贵妃一军。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郑氏小心谨慎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慈圣太后毕竟饱经风霜阅历过人，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朱翊镠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万历帝也哭成了泪人儿。但是经此一事，万历帝内心对朝臣充满了难以化解的仇恨，贵为天子却不能立自己心爱的儿子为太子，至尊的权力却受制于廷臣，于是避居深宫，整日与郑贵妃享乐，不与朝臣见面。之后万历长期不临朝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常态，即使内阁辅臣也轻易不能与之见面，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朝闹得不可开交。不仅朝政顿滞，而且两京十三布政司的官员大量短缺，同时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虽然不接见阁臣，但是万历帝放手使用宦官，派出大量的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将太祖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抛向云霄，且派出的税监陈奉、马堂、梁永等人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这些宦官也称郑贵妃为“内廷之主”，无视王皇后的存在。

　　黄色部分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明朝最大疆域

　　公元1615年，即万历四十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欲刺杀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该男子。太子乃是储君，现在有人居然敢刺杀当朝储君，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万历帝当即命令法司提审问罪，巡视御史刘廷元按律审讯。男子供出自己叫张差，蓟州人，自己之所以能顺利混进东宫，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提供的便利。至此，案情已经非常明了，郑贵妃想谋杀太子，然后召回福王，重新册立储君。但皇帝不愿深究，太子朱常洛也不敢追究，于是内廷传旨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凌迟处死，庞保、刘成二太监也在宫中被秘密处决，以了此案。王皇后之后多方回护太子常洛，对于在宫中嚣张跋扈的郑贵妃，则不与之计较，当此之时，或许王皇后就成为太子朱常洛在内宫之中唯一的盟友兼守护者了,这种守护关系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四月，王皇后驾崩。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心力憔悴的朱翊钧驾崩，长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虽说万历帝在临终之前，遗命阁臣册封郑贵妃为皇后，但是这个诏令没有得到执行。曾经得宠的郑贵妃在失去神宗这位靠山后，在紫禁城这座寂寞的宫殿里又苟延残喘了10年，饱尝了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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