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是明末张献忠创立的割据政权。
明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于凤阳首称“古元真龙皇帝”。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相继于舒城、六安两度草创政权，建号“天命”。天命二年(1643年)，张献忠据黄州称“西王”。同年，张献忠于武昌创建“大西国”，称“大西王”。大西天命三年(1644年)，张献忠于四川成都称帝，国号仍为“大西”，并改元“大顺”。
大西国全盛时辖今四川和重庆大部地区。大西大顺二年(1646年)，张献忠率大西军主力于西充凤凰山抗清作战中牺牲，其义子孙可望继任大西军最高领袖，率大西军转兵贵州，进军云南。大顺三年(1647年)，大西军政权以昆明为首府，不再公开使用原有国号。同时，改年号为“兴朝”，采取“联明抗清”的国策，孙可望称“国主”。兴朝三年(1650年)，大西迁首府于贵阳，兴朝四年(1651年)，大西改奉明为正朔。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永历帝朱由榔依附大西军，原大西军成为南明永历政权的核心军事力量。永历十一年(1657年)孙可望叛变，张献忠另一义子，晋王李定国成为南明军事统帅。永历十六年(1662年)吴三桂率军进入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回永历帝，后在昆明将其勒死，南明灭亡。清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病殁，余众部分降清。
历史
聚义反明
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4月，张献忠于米脂十八寨聚众起义，自成一军，号“西营八大王”，众数千人。6月，因战斗受挫，首次伪降于明总兵杜文焕。次年，献忠率部反正，并迅速侪身于农民军三十六营首领之一，“常雄长诸部，李自成不能比也”。8月，农民军盟主王自用现动摇迹象，献忠果断与之分兵。崇祯五年(1632年)秋，王自用欲约降于明官军，农民军诸部中，“惟张献忠、闯塌天不受命”。次年正月，献忠率军转战山西，进迫省府，“太原大震”。3至6月，入川作战。崇祯七年(1634年)2至7月，率农民军十三营号十万众，二次入川转战，并攻克重镇夔门(今重庆奉节县)，天下震动。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张献忠参加了著名的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荥阳大会”，为与会农民军高级将领之一。会后，依会议定策，献忠率部东进安徽，直捣明中都凤阳府，克凤阳、焚皇陵，给予明朝廷以政治、心理上的沉重打击。张献忠并于凤阳“列帜自标”，自号“古元真龙皇帝”。
纵横中原
崇祯八年(1635年)5月，陕西农民军两大主力(闯王)高迎祥、张献忠部会师，并进围凤翔。献忠率部突破朱阳关，攻入河南。“拥众二十万……尘横四十里……精骑在外，络绎百里。左良玉、祖宽(注：明将)两军……遥望山头，不敢遐击。”12月下旬，张献忠部队东破和州，兵锋直抵江浦，威逼明南都南京。次年正月，献忠会同高迎祥、刘国能等农民军部队，“连营百余里“，”拥众数十万”，进逼全(椒)、滁(州)。同月，农民军转兵皖、豫。11月，献忠会同马守应、拓养坤部联兵攻破襄阳，明廷震恐。“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劲，次则(罗)汝才”。同年，因继任盟主闯王高迎祥牺牲，农民军蒙受重大损失，起义一度陷入低潮。
崇祯十年(1637年)2月，张献忠率数十万农民军攻破湖北重镇随州，乘胜进军安庆。农民军连营百里，“烽火达淮、扬”，“南京大震”。3月，献忠率部取得安庆丰家店围歼战的胜利，先头部队东进六合、仪真，扬州告急，明廷被迫调兵增援。10月，献忠兵分两路，第三次挥师入川。兵困成都二十余日，农民军围城打援，全歼官军援兵，毙敌总兵侯良柱，副总兵罗象乾、刘贵。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于南阳战斗中负伤，复于郧西连战失利，部队伤亡、疲敝，本部兵力锐减至几万余人，亟待整补，遂移驻鄂西谷城，“就抚”于明兵部尚书、总理六省军务熊文灿。同年至次年，受张献忠伪降明廷的影响，罗汝才、刘国能、马进忠、李万庆等多支主力农民军亦相继“就抚”降明。明廷得以集中官军主力，“围剿”坚持战斗、不肯投降的李自成部农民军。李自成军覆潼关南原，农民起义再陷低潮。
献忠于谷城就抚期间，被委为明官军副总兵，获拨半年军饷，“挽车输饷，络绎不绝”。献忠则延请谷城举人王秉贞为谋主，诸生徐以显、潘独螯等为重要谋士，多方开源，补充军资;扩军十万，休整练兵。同时，暗中联络罗汝才、援助李自成，待机而动。
崇祯十二年(1639年)5月，张献忠于谷城重新起义。罗汝才闻讯，即提所部郧(县)、房(县)三营四千人马起而应之。李自成及革、左五营等农民军主力亦随之联动，起义迅即再掀高潮。7月，明军左良玉部惨败于献忠。崇祯将熊文灿撤职下狱，于次年弃市问斩。明廷对张献忠农民军的招抚政策宣告破产。
血战湖广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张献忠部农民军在玛瑙山战役中严重失利，其八岁的亲子及一妻并王秉贞俱殁，义子惠儿、张可继及数名妻妾并军师徐以显、潘独螯、王又天被俘，损失大批将领及部下。次年4月，献忠率部转入兴、归山区休整。8月，罗汝才一度动摇欲降，献忠严肃劝诫，助其打消投降的念头。同年，张献忠率部于土地岭、竹菌坪战役中迭战连胜，歼敌数万，击斩官军总兵张应元、汪云凤，毙敌川中名将张令，明平贼将军左良玉、著名女将秦良玉仅以身免。“蜀中由是大乱”。9月，张献忠率军连续突破官军三十二道隘口，长驱第四次入四川。10月，献忠与明军战于梓潼，取得大胜。敌哀叹“十三省大兵丧殁殆尽”。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献忠率部于开县黄陵城之战中，痛歼官军名将、总兵猛如虎部。阵斩猛如虎两子猛先捷、猛中捷。2月，张献忠乘胜率农民军第二次袭夺明军政重镇襄阳。潘独螯、徐以显、王又天等复归献忠。献忠焚明襄王府，执杀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等明宗室藩王，没收其全部财产;缴获明首辅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杨嗣昌积存于襄阳的“五省饷金、弓刀、火药数十万”及左良玉家资等;“襄阳守兵数千，军资山积，尽为贼有”。3月，杨嗣昌在绝望中于沙市服毒自尽。
创建大西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军转战河南，“卤获甚盛”，“众至数十万”，“势大振”。8月，因轻敌，献忠军在信阳望云集战斗中受挫，折去义子惠儿并一妻及军师王又天、将领沙黑等。9月，张献忠与李自成、罗汝才会于叶县，商定“自成认攻汴，忠认攻郧阳”。会后，献忠率部东进安徽，与农民军革、左五营部会师于英(山)、霍(山)。10月，献忠义子王国兴及潘独螯等于潜山激战中牺牲。崇祯十五年(1642年)3月，张献忠克舒城，在此初设政权，以医士胡立浦为丞相，设吏、刑二部并各种官职。5月，袭取皖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庐州。8月，攻克六安州，再建农民政权，并建号“天命”。随即，取得六安夹山岭反围攻大捷，致敌“江南大震”。张献忠回师舒城，设中老营、前、中、后四大营，连营数十里，“方圆数里如城郭”，并于巢湖以西的三河创建了水师营，“水陆俱集于皖口”。天命二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农民军冒雪攻克蕲州，杀明宗室荆王朱慈炤，俘元妃刘氏。3月，麾军攻占东南重镇黄州，"献忠据府称西王(注：一说秦王)"。5月，西王张献忠进克汉阳、武昌，俘杀明宗室楚王朱华奎并前大学士贺逢圣、原广西布政使吴思温等明重要官员，尽收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
同月，张献忠于武昌正式创建”大西国“农民政权。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更名天授府;以原明楚王府为大西王府。同时，建立中央政权，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中、前、后、左、右等五军都督府，以及五城兵马司。地方上下设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单位，设置巡抚、府、州、县官。其重要文武官员包括：右丞相兼吏部尚书汪兆麟，左丞相兼刑部尚书徐以显，户部尚书王志贤，礼部尚书潘绰，兵部尚书周文江，(后)张可望，工部尚书王应龙，前军都督张其在，水军都督狄三品，中军都督张四虎(献忠义子)，天授府知府周综文等。大西政权还采取了发金赈饥、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措施。大西军力在二十万人以上。
同年，李自成所部农民军已发展至百万大军，并以襄阳为襄京，创建了大顺国。政权辅立，大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罗汝才并革、左五营首领之一的贺一龙即被李自成斩杀，所部分别被自成兼并。闻献忠建政，李自成遣人相贺，献忠赉以重金礼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各自攻取。
席卷西南
大西天命二年(1643年)8月，张献忠率大西军攻克湘省重镇岳州，献忠义子、大西中军都督张四虎牺牲，左丞相兼刑部尚书徐以显落水溺亡。同月，大西军攻克湖南首府长沙，明官军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等率部投诚。大西军由四营扩编为九营，兵力达五十万人以上。9月，大西军军抵永州。数万官军败兵“望风奔溃，自相残踏，死者无算”。永州人民开城迎大军入城。至11月，大西军兵锋席卷湖南，“全楚皆陷”。同年9月，大西军别部东进江西，前军都督张其在率部进军萍乡，“萍乡士民牛酒远迎贼，道路相属”。10月，大西军仅以一名骑兵登城而轻取吉安。时，大西政权首府天授府(武昌)被左良玉部明军袭占，潘独螯之子、大西礼部尚书潘绰牺牲，兵部尚书周文江叛变。11月，大西军水师营全歼官军左良玉部水师，取得岳州水战大捷。“武昌大震，人民走一空”。同年，江西大部地区亦归大西政权所有。大西政权于湘、赣两省籍没宗藩资产、“搜刮富室”，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严令查还霸占小民之土地，布告湘省“三年免征(钱粮)，一民不杀”，深得民心。12月，张献忠率大西军兵进荆州，与农民军名将马守应部合营。
天命三年(1644年)正月，大西政权陆续放弃两湖及江西三省，集结主力部队，第五次进军四川。5月，四十万大西军水陆并进，向四川成都浩荡进军。沿途捷报频传，“川东上下，鱼溃鸟惊”。6月，大西军以步、骑、水师严围重庆，进攻六日后破城。执杀明宗藩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人，没其财产。7月，大西军以三十万兵力进击四川成都，“一路州县望风瓦解”。大西军都督温玉洁在泸州攻城战中被俘牺牲，但包括四川泸州在内的川南、川西南四十七州县，皆为大西军所克，且所至多迎降。8月，大西军攻克成都，将领郝希文战死。明宗藩蜀王朱至澍并周贵妃、总兵刘佳允自杀，明宗藩内江王被活捉，捕杀明四川巡按御史刘之渤、四川巡抚龙文光等人。
9月，张献忠留义子张可望于成都“监国”，亲率大西军主力出兵，与大顺军争夺川北地区，将原明军降将、大顺守将马科部击败于绵州。马科被迫率军退往汉中。大西军将领张定国进据保宁，大西政权改绵州为得胜州。至此，除遵义府(今属贵州省)、石砫(今重庆石柱县)、黎明(今四川汉源县)，四川省境已尽属大西政权。
同年3月，李自成大顺军攻入明都京师(即北京)，明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尽，明朝灭亡。4月，大顺军兵败山海关，原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进占了北京。大顺军退走山陕。5月，原明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于南京即位，即南明弘光帝。
11月，张献忠改元“大西”，以成都为西京，以原明蜀王府为皇宫，登基称帝。大西国正式成为与西安李自成已建立的大顺国、南京的南明弘光帝政权，以及业已入主北京的清朝鼎足而立的第四个国家政权。
大西政权在献忠之下，分封献忠诸义子张可望为平东王，张定国为安西王，张文秀为抚南王，张能奇为定北王。其中央军政构成为：柱国、太师、监军、节制文武张可望，左丞相汪兆龄，右丞相严锡命;吏部尚书胡默(一说江鼎镇，(后)胡显)，户部尚书王国宁(一说王国麟)，礼部尚书江鼎镇(一说龚完敬，(后)王尚礼)，兵部尚书龚完敬(一说吴继善，(后)江鼎镇，(后)李定国)，刑部尚书李时英(一说宋日英)，工部尚书王应龙;平东将军张可望，安西将军张定国，抚南将军张文秀，定北将军张能奇;中军府都督王尚礼，前军府都督白文选，后军府都督王自奇，(后)史文，左军府都督马元利，右军府都督张化龙(献忠义子);五城兵马司都督王尚礼(兼)，水师左都督王复臣，水师右都督王自羽，(后)水军都督王自奇。军分一百二十营，以虎威、豹韬、龙骧、鹰扬四营为宿卫。
大西国在政治上，施行对于降官各授以职，争取人材以及开科录士等政策;在经济上，采行没收前明宗藩及地方政府库金、向富民大贾征收钱税、对新附边郡免征赋三年、发放金银赈济贫苦，以及铸造、发行“大顺通宝”新钱等政策，以稳定和争取民心。大西政权严惩腐败及在政治上顽固异心、蜕化变质的文武官员，中央政府右丞相严锡命等因之被处决。但同时，大西政权的对内整肃也有所扩大，两任兵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礼部尚书龚完敬，献忠的义子、神策营都督张君用等皆获罪被杀，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后果。在军事上，在历时数年的时间里，动用主力部队严厉镇压前明残余复辟势力的军事叛乱行为，以坚决捏卫新生的大西政权。但是，由于施政失当，叛军与地方官僚地主武装相勾结，并遥奉南明名义，拼命扩军抵抗，加之清军已逐渐逼近四川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剿匪斗争逐渐演化为旷日持久的四川内战，大西政权在军事、政治上逐渐陷入被动局面，献忠的两名义子、大西右军府都督张化龙并都督张广才皆战死。
饮恨凤凰山
大西大顺元年(1645年)正月，张献忠亲率大西军出兵汉南，欲与李自成大顺军争夺汉中。同月，大西安西王张定国率部击败大顺汉中守将韩文，夺占汉中，韩文退守西乡。但大顺军名将贺珍率部驰援汉中，迅速击败并生擒献忠义子、大西虎威将军张能第于褒城，复又两败张定国军，迫使献忠放弃了与大顺军争汉中的打算而旋师西京。大西军被俘兵将后尽被贺珍释回。
5月，清军渡过长江攻陷南京，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被擒杀。弘光的覆灭，标志着大明从此陷于诸王自雄、“监国”争立的混乱局面当中。明朝军民的抵抗运动自此失去统一的领导。
同年5月，大顺国和大顺军的卓越缔造者李自成不幸牺牲于湖北九宫山。大顺军余部相继拥立李自敬(李自成之弟)、李过(又名李锦、李赤心)为主，并重建了大顺军。他们与在西南的大西军政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联明抗清”的战略发展道路。9月，大顺军对外开始使用明“忠贞营”的名义活动。此后，忠贞营一度成为明抗清的主力部队，承受着当面清军主力的强大压力。由于敌军的强大，特别是大明内部歧视、排挤、敌对甚至在联合作战中出卖原起义军部队，迫使忠贞营的主力不得不在李自成之孙、李过义子李来亨等将领的率领下，陆续转军夔东，重建属于自己的抗清根据地，以避免遭受敌对力量的前后夹击。
次年11月，桂王朱由榔于肇庆即帝位，年号永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大西大顺二年(1646年)，清军击败李自成大顺军，兵锋直抵汉中阳平关，与大西政权对峙。张献忠于西京召集大西军高级将领会议，着手抗清军事部署。强调万一自己牺牲，指定张可望为继承人，同时确定了大西政权将实行“联明抗清”的国策。7月，献忠亲率大西军六十万主力开赴川北抗清前线，设御营于西充凤凰山。11月，大西军广元守将、都督刘进忠叛降清军，并献计突袭大西军西充统帅部。同年12月，清军依刘进忠计，冒险深入西充凤凰山，袭击了张献忠。献忠不幸重伤坠马被俘，旋即牺牲。清军乘势总攻，数十万大西军猝失最高统帅，导致全军失去统一指挥，各部建制被打乱，措手不及，全线败退，仓促突围，损失惨重。
此时，大西的重镇重庆，已被明残余势力、明平蜀侯曾英乘虚率军攻陷。大西军主力于重新集结后反不如曾英兵多。但大西军迅即回师，哀兵义愤，以少胜多，一举收复重庆，号称拥众二十万的曾英部明军队顷刻瓦解，曾英中箭死去。同月，献忠一妻临产，张可望、张定国、张文秀、张能奇等四将军于綦江“与众同盟辅孤”，但生下的是遗腹女，且即死。众人遂依献忠生前所嘱，拥推张可望继任为大西军政权最高领袖。大西大顺三年(1647年)正月，张可望率大西军主力出川，摆脱了清军，转兵贵州，“所过民皆安堵”。途中，于遵义桃源洞处决了在大西政权主政四川三年中，犯有严重错误并负有重要责任的左丞相汪兆龄，同时处死了对张可望等主政军中起实际掣肘作用的张献忠皇后，整饬了内部纪律，确定并重申了坚持西南、联明抗清的主导方针，实现了在不利形势下的主动战略转变，并形成了新的以张可望为首之下的四将军领导体制。张可望等四将军也在此时恢复了各自的本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
同月，大西军横渡乌江，于2月击破明守军，直下贵阳，复分兵长驱攻略云、贵各地。同月，献忠义子、大西定北王兼定北将军艾能奇牺牲，孙可望以部将冯双礼接掌原艾能奇所部人马。4月，大西军迅速进兵，平息了“称兵二十万”的云南蒙自土司沙定洲的叛乱，粉碎了以明黔国公沐天波为首的明势力的顽抗，并迫降了沐天波，掩有了云、贵两省全境。但同时，大西军对贵州的统治并不稳固。主力部队入滇后，打着明旗号的明在四川境内的残余势力即乘虚侵占了贵州的部分地区。同年8月，大西军政权以昆明为首府，改原“大顺”年号为“兴朝”，并为张献忠建立世庙，追尊其为“太祖高皇帝”，同时，制天子卤簿、定朝仪、铸九叠印，并着手编写“太祖本纪”、撰修大西国史。
新的政权的组织形式类似“三架马车”，仍以孙可望为最高领袖，尊为“国主”;大西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改以“安西元帅”、“抚南元帅”的名义辅政，君臣间彼此以“兄弟”相称。重新调整任命了内阁、六部等的组成官员，在安西元帅李定国、抚南元帅刘文秀以下，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大学士雷跃龙，吏部尚书严似祖，(后)任僎，(后)马兆羲，(后)范鑛，户部尚书丁序焜，(后)范鑛，礼部尚书严似祖(兼)，(后)范鑛，兵部尚书任僎，刑部尚书雷跃龙，工部尚书仍为王应龙，(后)王尚礼。同时，在贵州设立行营，调整地方各级政权为府、州、县、卫、所等，滇黔二省地方官皆可望委任“。
兴朝年间，大西军政权革除了原明朝时遗留于云、贵地区的诸多积弊，实行了有利于政治清明、养息民生的新政，同时，制订了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与恢复、发展生产的制度和措施。大西军政权所任命的官员，“道劳不肩舆，炎暑不张盖，而尽力乎沟血”，“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在大西军政权治下的云南，“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插莳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从吏风到民风，都发生了自明末以来清新、根本性的变化。大西还在其辖境内铸造了“兴朝通宝”，与“大顺通宝”同时流通，以促进商业贸易的流通、发展。在政治上，此时的大西军政权着眼全局，仍坚持奉行张献忠遗嘱的联明抗清的重大战略方针，并积极致力于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努力。一方面，利用在云、贵与明旧属所达成的统战关系，积极沟通、联系明方面，表示愿意尊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为主，同时坚持自身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诚心实意愿与明方面联合抗清。另一方面，积极沟通、联络李自成牺牲后的大顺政权及其军事力量，以重修旧好，联手抗敌。
从总体上看，兴朝年间，该政权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灵活地采取了“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相对模糊、低调的，有利于巩固自身，恢复发展的策略。二是，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号召，达到团结云、贵地区明政权人员，共建西南抗清基地，和切实落实联明抗清的重大战略的目的。三是，该政权宣称“受命先王”、“恪遵先志”，“王绳父爵，国继先秦”，表明在实质上，其政权性质依然是原张献忠大西国政治生命的延续。它与当时的大顺政权，均仍然是相对独立于清朝及明的政权实体。因此，兴朝年间的大西军及其活动，仍应视作大西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
南下云南
兴朝二年(1649年)正月，孙可望遣杨畏知等为使，赴明永历朝廷行在肇庆，具体落实联(南)明抗清事宜。为着建威于内部以及试探南明方面的诚意，开出了请封在前明历史上位居诸藩之首的“秦王”一爵的较高条件。迂腐的南明朝廷对大西起义军采取了歧视、敌对的态度，“议久不决”，并拒绝了秦王之封，只勉强同意封孙可望为较“一字王”低一等的平辽王。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更伪造永历敕书、暗铸"秦王之宝"金印，遣人冒充永历朝廷使臣，往昆明伪封孙可望为“秦王”、”监国“。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政权与南明朝廷进行了坚决地斗争。直至兴朝四年(1651年)3月，南明方面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正式认可了孙可望的”秦王“身份，并赐名“朱朝宗”。是月起，昆明的大西军政权正式改奉南明永历朝正朔，原“大西国”国号从此停用取消，大西军正式成为南明军队的一部分，孙可望改称秦国“国主”，并积极部署收复失地，出兵抗清。
兴朝二年(1649年)，大西军政权所辖全部兵力已恢复发展至二十余万。兴朝三年(1650年)8月，为了在大军出师前肃清境内的军阀、敌对势力，巩固西南的抗清基地，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政权，以依旧盘踞于后方部分地区的南明残余势力为主要的针对目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收复川黔战役。孙可望以南明”秦王“、”监国“的名义，亲率大西军八万主力自云南进兵贵阳。贵州的南明匡国公皮熊、忠国公王祥等地方军阀欲武力抗拒，孙可望果断下令以武力强行“改编”。大西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进兵，在乌江河之役中，一战而歼灭皮、王部主力六、七万人，粉碎了南明军队的抵抗，王祥避死真州，皮熊率少数残兵窜入山中后病死。9月，大西军收复贵阳，并从此迁首府于贵阳。当年12月，大西军收复贵州全境。次年，抚南元帅刘文秀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入川，沿途粉碎了自大顺四年(1647年)大西军撤离渝川后，乘机窃踞川西、川南、川东部分地区害民为恶的多股南明军阀军队，收复了四川大部地区，并与以忠贞营(即大顺军)别部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军等多支抗清武装沟通了联络。前明在四川的残余势力南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于大海出川逃鄂。同年10月，降于清军。川黔战役以完胜收官。随即，大西军政权“安抚遗黎，大兴屯田”，使“远近多归之”。其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有力措施，更使得“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在大西军政权的有效治理下，被收复地区“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重新呈现了生机。
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永历政权所辖的南方国土多已沦陷于清军，南明政府军相继丢失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广、两湖等省，所辖武装部队分崩离析，其主力业已为清军歼灭。永历帝朱由榔被迫携家眷及其朝廷仅存的文武官员，从其朝廷驻在地南宁仓皇逃奔原大西军辖区，以寻求保护。2月，孙可望命迁之于贵州安隆千户所安置，旋改命名为“安龙府”。“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事实上，从这时起，南明政权实际已经名存实亡。其最后的一个小朝廷——永历朝廷已彻底沦为完全寄居、依附于大西军政权羽翼庇护下之傀儡政权，以秦王朱朝宗(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政权，已成为南明政权后期南明朝廷唯一赖以生存的政权与军事支撑力量。
两蹶名王
永历六年(1652年)4月，朱朝宗率领南明军队主力誓师于贵阳，并军分三路，大举兴兵北伐，收复失地。总兵力达二十四万人。战斗序列为：
驾前军：秦王朱朝宗亲任主帅，以白文选为副，下辖张虎(孙可望即朱朝宗之义子)、总兵黑邦俊、总兵王爱秀、贺九仪、张明志、张岳、刘镇国、关有才等将领。兵力十万，内有战象百余头。出贵州玉屏东进湖南。
东路军：主帅李定国，以前军都督冯双礼、鄂国公马进忠为副，下辖坐营都督靳统武、左营都督王之邦、右营都督吴子胜、天威营都督高文贵、西镇营都督张胜、金武营都督刘之讲、武英营都督廖鱼标、武安营都督陈同能、火器营都督高恩、强弩营都督郭有名、铁骑营都督王会、铁骑营左都督卜宁、象阵营都督禄永命等将领。兵力八万，内有骑兵逾万，战象一百六十头。出贵阳黎平东征湖南。
北路军：主帅刘文秀，以王自用、张先璧为副，下辖讨虏将军王复臣、灭虏将军卢名臣、总兵狄三品、总兵姚之贞，以及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尹三升、王自奇等将领。兵力六万，内有战象六十余头。出遵义北伐入川。
上述三路大军中，除张先璧部八千人系原南明政府军、马进忠部为前期荥阳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外，其余诸部，皆由大西军改编而成。
南明东路军出师后，进展顺利，所向克捷。出兵五十余日，即攻克包括省府长沙在内的府、州、县城数十座，收复了湖南全省大部分地区，斩清总兵张国柱于靖州，败续顺公沈永忠部于湘潭，困围省内清军于岳、常、辰三州。6月，李定国率军转略广西，相继攻克绎湖、全州、严关，歼灭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主力三万八千余人。7月，东路军攻克广西首府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被迫自杀，其子孔庭训后被李定国擒斩，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理布政使张星光，南明叛将、原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原南明文水伯陈曾禹等被俘。8月，南明东路军乘胜收复了广西全省，包括孔有德部主力在内的十万余广西清军被歼。清廷举朝震恐。9月，王荃可、张星光、陈邦傅父子等于贵阳被朱朝宗下令处决。
同年7月，清顺治帝以皇兄敬谨亲王爱新觉罗·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三贝勒、八固山等二十余员大将并十五万兵马，辅以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全部兵力共约三十余万，大举征伐南明。朱朝宗檄令李定国撤兵两广，回师湖南迎战尼堪。8月，李定国率东路军撤出广西，回师湘、赣，相继收复永州、衡州、潮阴、永兴、安福、永宁、龙泉等县。11月，尼堪轻敌冒进，李定国亲率大军设伏于衡州，一战全歼尼堪亲率之清军主力三万余人，阵斩清敬谨亲王尼堪、贝子喀喇、一等伯程尼并敌将佐数十员，获得大胜。清廷闻讯，“号天大恸”，“朝野震荡，人心浮动”，哀叹“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顺治帝称：“我朝用兵，从无此失。”清军从征贝勒爱新觉罗·吞齐、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佑，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阿喇善等将领，因主帅尼堪亲王之丧，相继受到被革爵、革职等严厉处分。
南明北路军刘文秀部在出师后，屡败当面的清军平西王吴三桂等部。至当年9月，收复了四川大部地区。
李定国、刘文秀因功被永历帝分封为西宁王、南宁王。
驾前军方面，8月，白文选率军进抵重庆，配合北路军刘文秀部一举收复了重庆。驾前军两总兵黑邦俊、王爱秀部一度隶属北路军节制，随同北路军主力取得了重庆追击战的停溪大捷。是役，清军梅勒章京葛朝忠、佟师圣、白含真，总兵卢光祖、陈德等十余将领被斩杀，共歼清军近两万人，逃脱者仅百人。在南明东路军横扫湖南的同时，朱朝宗亲率驾前军十万主力出黔中，经玉屏，攻克了辰州，朱朝宗改沅州为贵州黔兴府。
在由原大西军改编而成的南明军主力三军并发，乘胜进军的同时，其他各路南明军队也在其胜利进军的鼓舞下，积极转守为攻，展开收复国土的战略攻势。由李来亨、刘体纯等率领的南明忠贞营(大顺军)-夔东十三家军，在渝鄂边界表现活跃，并进迫常德;南明漳国公、招讨大将军郑成功于闽南接连对清军发动凌厉的攻势;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于江浙屡败清军……在长江以南地区，造成了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南明方面全面反攻而清军屡败、困守的全局战略态势的重大转机。
北伐失败
当以原大西军为主力的南明军队胜利进攻时，南明秦王政权——原大西军政权内部的政治危机也随之爆发。自兴朝二年(1649年)，孙可望向南明永历朝求封秦王始，原大西农民政权及其军队，经历了逐渐封建化蜕变的过程。在此进程中，以朱朝宗(孙可望)为首的秦王政权与南明永历朝廷间两个中央既并存又斗争的矛盾，原大西农民军将士与其“统战”对象——南明各级文武及其政治立场间的矛盾，以及秦王朱朝宗(孙可望)与安西元帅李定国、抚南元帅刘文秀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及其矛盾等，积聚日深。
孙可望(即朱朝宗)对于南明永历朝廷，仅是利用其政治招牌及傀儡旗帜的关系。但孙可望缺乏坚定的政治原则与长远的全局洞察力，对继续以南明政权及其旗帜为号召日益缺乏热情。从请封南明的秦王藩属，到维系”秦国“中央、帝权自专，并欲彻底踢开南明永历朝廷而另建“后明”中央，政治野心日渐膨胀，终致不顾大局，毁弃张献忠生前遗命及其自己曾长期坚持的“联(南)明抗清”的战略国策，于国、于己，酿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政治恶果。
在大西军政权内部，孙可望为达其政治目的，目南明永历帝及其朝廷为傀儡，不顾其秦王藩属地位，多次擅杀杨畏知等忠诚于南明政权的南明大臣或出身南明、后为秦国(大西)政权效力的官员，亲手破坏与南明政权在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同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以李定国、刘文秀为代表的原大西政权中的部分重要首领，日益背离了张献忠为保有大西政权而“联(南)明抗清”的政治前提，也背离了大西政权的基本政治原则与立场，逐渐从“联(南)明抗清”蜕变为事实上的“降(南)明抗清”，真正向南明复辟势力效忠。此外，随着“联(南)明抗清”战略决策实施过程中，在政治方向性上的日益扭曲、蜕变，大西军业已日渐褪化为为南明复辟势力服务的单纯军事集团。
在大西军政权领导层内部，孙可望不满足于大顺四年(1647年)初形成的四将军(艾能奇牺牲后，演变为三将军)集体领导体制，欲集威权以自专，其独断倾向与李定国、刘文秀维护分权制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日渐加深。孙可望性格狭隘、偏私，且疑忌心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及自己曾与李、刘二人同为张献忠义子的手足之情和多年的战友情谊，排挤、构陷李、刘二帅，加深了其与李、刘之间的嫌隙。此外，孙与李、刘三人在不同的政治道路上均日益蜕变，李、刘对孙可望以秦藩挟制(南明)朝廷，甚至欲取而代之的行为日加不满，其扶(南)明而背秦(西)之心日明，政治上的渐行渐远直至形同陌路，也使得孙与李刘两集团间的裂痕日益昭显，直到分道扬镳。
永历六年(1652年)10月，在南明北路军的强大攻势下，清平西王吴三桂率军退守保宁。刘文秀急欲攻下保宁，全歼吴三桂部，急躁轻敌，为吴所乘，导致兵败，讨虏将军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及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多名将领阵亡，损失部队三万余、战象三头、马骡二千三百余匹。秦王朱朝宗(即孙可望)将刘文秀、张先璧调返贵阳，乘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张先璧论罪处死。
11月，李定国阵毙尼堪，朱朝宗置胜局于不顾，釜底抽薪调开了定国部队两翼的马进忠、冯双礼部，李定国以孤军之力无法发展胜利成果，被迫兵退永州，坐失重大战略转机。朱朝宗进而欲借冯双礼等原大西将领之手除去李定国，然诸将不欲见二王火并，事遂未成。
永历七年(1653年)3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爱新觉罗·吞齐率十余万清军南下进攻南明。朱朝宗率十万驾前军主力迎敌于周家铺。朱朝宗轻敌并欲独揽全功，令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马宝(南明安定伯)等部不得参战。是役，南明军大败，驾前军损失过半，朱朝宗丢失宝庆，败退武岗，旋返贵阳。声势浩大的以原大西军为主力的南明军队的三路北伐宣告夭折。
同月，南明原礼部尚书钱谦益遣使赴贵阳进献长江之役战策，获朱朝宗首肯。为此，朱朝宗于同年底重新起用南宁王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但文秀为防朱朝宗篡夺永历帝位而迁延不进，宏伟的长江战役计划终成泡影。
同年3月及次年2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两度率军自广西进军广东。但由于一直得不到漳国公郑成功部的配合，南明收复广东的战略计划终因军力不逮而告失败，李定国被迫率部退返广西。
永历七年(1653年)夏，南明永历帝与秦王朱朝宗(孙可望)间的矛盾斗争加剧，永历遣密使赴李定国军中求援，李定国表示：“……怎忍久看陛下蒙羞，……孙可望为臣义兄多年，倘其不忠，臣宁负友，必不负君!”彻底倒向了永历帝一方。同年，朱朝宗(孙可望)觉察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的秘密勾结，下令处决了包括首席大学士吴贞毓在内的永历朝十八名大臣。随即“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注：即明太祖朱元璋)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加紧了篡夺南明中央政权的步伐。次年5月，朱朝宗不顾抗清大局，执意赴昆明“登基”。却因偶然的突遭雹雨而放弃了登基称帝的念头。
南明内讧
永历九年(1655年)春，南明南宁王刘文秀率马、步军六万、战象四十余头东征湖广。5月，文秀部将、先锋卢名臣部水军在进攻常德时战败覆没，卢名臣阵亡。刘文秀率军退回贵州，旋即再次被朱朝宗(孙可望)解除兵权。
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亲率大军突然自广西兵发安龙。驻安龙中军都督白文选倒向李定国。3月，李定国、白文选将永历帝及其朝廷从安龙接至昆明，摆脱了朱朝宗的控制。4月，永历帝诏封功臣，原大西军政权文武中，李定国晋爵晋王，刘文秀晋封蜀王，其余白文选巩国公，固原侯王尚礼晋爵保国公，王自奇夔国公，贺九仪保康侯，张虎淳化伯，信阳伯李本高。以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王应龙任工部尚书，户部左侍郎龚彝晋封户部尚书。至此，始终处于内部分裂状态的南明王朝进一步分化形成了昆明的永历朝廷与贵阳的秦王朱朝宗(孙可望)两个政权中心并存的格局。为继续笼络、团结秦王朱朝宗，白文选、张虎被永历帝派返贵阳，以示修好。
同年春，南明蜀王刘文秀命征虏左将军、龙骧营总兵祁三升总理四川军务，以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率师两万进军嘉定府。9月，刘文秀亲统三万主力入川作战，但因顾虑朱朝宗(孙可望)掣肘而进展殊缓。
永历十一年(1657年)2月，南明秦王朱朝宗(孙可望)于贵阳擅行帝权，晋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张虎为“东昌侯”等。8月，朱朝宗任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并亲率主力十四万进攻昆明，主动挑起南明军队(同时也是原大西军)的大规模内战。永历帝任晋王李定国为大招讨，以蜀王刘文秀为副讨，率军五万应战。9月，双方会战于云南曲靖。信阳伯李本高阵亡。白文选、马惟兴(马进忠之子、南明兴山伯)临阵倒戈，朱朝宗全军崩溃，其部将、原西镇营都督张胜被擒杀，冯双礼以秦藩首府贵阳献于永历。朱朝宗(孙可望)率家眷及秦藩兵部尚书任僎等，变节乞降于清廷，并于11月率其残部近七百人投湖南宝庆降于清军。原秦藩吏部尚书范鑛下落不明;狄三品、前铁骑营都督王会遭降爵;张明志降于李定国，王自奇自刎腾冲，张虎、关有才被擒后被斩于昆明。
至此，大西政权在其自身发展历史当中，业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4月～大西天命二年(1643年)4月，张献忠领导的反明农民起义军阶段。该阶段共历时13年又1个月。
第二阶段：大西天命二年(1643年)5月～大西大顺二年(1646年)12月，张献忠领导创建大西国家政权至张献忠牺牲的大西国阶段。该阶段共历时3年又8个月。
第三阶段：大西大顺三年(1647年)正月～(大西)兴朝四年(1651年)2月，孙可望领导的以兴朝为年号，“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前期大西军政权阶段。该阶段共历时3年又2个月。
第四阶段：(大西)兴朝四年(1651年)3月～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9月，大西军政权改奉南明永历正朔并改建为南明秦王幕府，大西军同时改编为南明军队主力的中期大西军政权阶段。该阶段共历时6年又7个月。
随着以南明秦王藩幕为其主要领率形式的中期大西军政权的解体，以原大西军政权”四将军“中的李定国、刘文秀为核心，仍以原大西军为实际主体的南明永历政权取而代之。也即后期大西军政权时期。
孙可望(即朱朝宗)降清后，于同年12月被清廷封为“义王”。孙可望自此迅速沦为效忠于满清朝廷的鹰犬。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6月，已无甚利用价值且处境日益困难的孙可望被迫一度上疏清廷，提出辞去”义王“王爵的请求。同年11月，孙可望“随出猎被射死”。
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永历帝晋封内战功臣，原大西军将领中，巩国公白文选晋封巩昌王，兴国侯冯双礼晋封庆阳王，平阳伯靳统武晋封平阳侯，威宁伯祁三升晋封咸宁侯，广昌伯高文贵晋封广昌侯等。原大西军政权在被拖入了以南明内部分裂为其表现形式的严重火并，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重新实现了军政的统一。
永历覆灭
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11月，围绕朝廷是否移跸贵阳的问题，南明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之间的内部矛盾爆发。刘文秀被变相解除兵权。次年4月，刘文秀抑郁而亡，临终犹谏言联合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军，以协力抗清。
永历十一年(1657年)12月，清廷乘南明(大西政权)大规模内乱、政权未稳之机，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固山额真爱新觉罗·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兵三路，再度大举进攻南明政权。南明晋王李定国忙于同蜀王刘文秀间的内部矛盾，清军遂得以长驱直入。南明湘西、四川、广西诸防线迅速瓦解。至永历十二年(1658年)5月，清军三路大军已进占包括首府贵阳在内的贵州省大部地区，实现了会师贵州的战略目标。同年7月，南明晋王李定国秉钺出师，被动防御。11月，清军大举进攻云南。贵州全省陷落，南明将领刘镇国阵亡，李定国退保云南。12月，永历朝廷被迫放弃首府昆明，逃往永昌。南明永历政权开始分崩离析。永历十三年(1659年)初，清兵击败南明玉龙关守将、巩昌王白文选部。永历朝廷仓皇撤离永昌，于同年闰正月擅离国境，逃亡缅甸。工部尚书王应龙父子自缢殉国。4月，南明德安侯狄三品执庆阳王冯双礼，献建昌卫降清。5月，咸宁侯祁三升降清。
当年2月，南明晋王李定国率泰安伯窦名望、广昌侯高文贵、武靖侯王国玺、定朔将军吴三省等部约六千余军，设伏于怒江迤西之磨盘山。是役，南明军队顽强作战，予清军以重创。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被击毙;清信郡王爱新觉罗·多尼、平郡王爱新觉罗·罗可铎、贝勒爱新觉罗·杜兰、征南将军赵布泰叔侄及多名正、副都统等于战后皆受到处分。但同时，因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临敌叛变，使南明军亦未竞全功。泰安伯窦名望战死。此后，李定国率军沿滇缅边境南撤。2月，李定国率军与巩昌王白文选部合兵于木邦。白文选率军进至磨整、雍会地区，欲接回永历帝，并大败缅军，但却被屈从于缅甸国王莽达喇的永历帝敕令退兵。4月，南明广昌侯高文贵击败缅军，攻入蛮莫，欲接永历回国，也被永历帝敕令退军。高文贵忧愤病故。
同年，南明岐山侯王会、户部尚书龚彝、兵科都给事中胡显等降清。原由南明(大西军政权)实际控制的包括云南省大部、四川川南地区以及广西全境等地在内的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清军之手。
永历十四年(1660年)6月，南明晋王李定国下令处死了心存动摇的广国公贺九仪等人。同年，南明巩昌王白文选率军推进至缅甸都城阿瓦附近，再欲接回永历帝。缅甸当局故技重施，再度要求永历帝敕书退兵，白文选被迫引兵退还。
永历十五年(1661年)5月，缅甸发生宫廷政变，缅王之弟莽白处死了缅王莽达喇，篡位自立。7月，缅甸新当局处死了永历帝的扈从官员，永历朝廷实际已不复存在。11月，清平西王吴三桂、一等公定西将军爱星阿所部清军推进至木邦。南明晋王李定国被迫率军转移至景线(今泰国境内昌盛附近)，巩昌王白文选率部避据锡波(今缅甸国木邦、阿瓦之间，与孟密相邻)，凭江为险。12月，缅甸当局迫于吴三桂的军事压力，献永历帝于清军。同月，南明巩昌王白文选率部降清。清康熙元年(1662年)4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及皇太子朱慈烺等于昆明被清廷下旨缢杀。南明政权覆亡。
同年6月。南明晋王李定国因忧愤绝望，病逝于景线。临终将世子李嗣兴托孤于其部将、平阳侯靳统武。遗言：“宁死荒徼，无降也!”不久，靳统武亦逝。9月，李嗣兴率余部及家眷一千二百余人拜表降清。原大西军的抗清斗争至此宣告终结。
大西政权第五阶段，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10月～清康熙元年(1662年)9月，包括南明永历政权终结、永历帝被俘杀以及李定国病逝及其余部降清，该阶段为后期大西军政权时期，共计历时整5年时间。
后续
此后，中国大陆上抗清力量的主体仅余由李来亨等领导的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军和由南明延平王郑成功领导的坚持于福建沿海地区的部分南明军队。清康熙三年(1664年)8月，李来亨兵败夔东茅麓山，蹈火就义，大顺军余部主力的抗清斗争归于失败。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李自成之侄、李来亨之父李过领导的大顺军的最后一支部队被反叛清朝的吴三桂的“周军”剿灭于湖南宜章县莽山，大顺军的抗清历史宣告终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9月，清军进攻台湾。南明延平王郑成功之子、末代延平王郑克塽兵败降清。至此，清朝始得实现其对中国领土的重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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