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太平天国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平天国纵横中国南方十余年，清朝正规军绿营、八旗兵早已衰朽，清廷不得不依靠各省士绅组织的团练勇营来镇压。曾国藩创立领导的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多年，虽有不少败绩，但整体上愈战愈强，是扑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为何以文人和农民组成炼就的湘军拥有强劲战斗力，能力挽狂澜于既倒，职业军人八旗和绿营却不堪一击?其实，八旗和绿营兵战斗力下降在康乾盛世就已出现。
八旗和绿营兵衰败
八旗兵实际上有二十四旗，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兵一般能骑善射，勇于征战，是清朝取代明朝、统一中国的中流砥柱。满人入关以后，八旗兵因参与“开国”有功，享有特殊地位，世代食禄或者接受照顾。
历史上多数中原王朝进入太平盛世后，由于战事减少、崇文抑武、制度安排等因素，军队战斗力下降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即便有着尚武传统、彪悍民风的蒙古人、满洲女真人也不例外。而且不同于汉人王朝的一般军人，清朝八旗兵坐享特权却又无所事事，于是武备松弛、享乐堕落 ，尚武精神消退，军官阶层更是贪污腐败盛行。
康熙镇压三藩之乱时，八旗兵战斗力不足已现端倪。乾隆时代，八旗兵素质下滑更为严重。乾隆检阅军队时，竟有“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可笑场面。1755-59年镇压新疆叛乱是以八旗兵为主力的最后一次战役，此后八旗兵更多地作为征服者的一种标记继续存在着，他们已从骁勇善战之士堕落为社会寄生虫。
早期八旗兵虽精锐，但数量太少，很难控制人口庞大、幅员辽阔的中国，为此清朝组建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起初绿营兵只是在清兵占领区协助维持秩序。由于旗兵战斗力下滑，清朝遂倚重绿营兵，康熙平定吴三桂就是凭借汉人绿营部队。
满清为防范武将拥兵作乱，将绿营部队以小单位、广泛分散地部署，并采取兵将分离，战时临时组合的统驭方针。作为名义正规军的绿营兵平时相当于一只大型警备队伍，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还要承担解运金银，粮草和囚犯等任务。遭遇大规模内乱和外族入侵，绿营兵很难迅速动员、集中力量投入战争。
十八世纪中后期，绿营兵也逐渐像八旗兵一样纪律松懈、战斗力低下 。除了上述提到的一般原因外，绿营兵的衰败还因差役过重和军饷过低，本文重点分析后者。
绿营兵的每月饷银为骑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这在清初尚可维持生活，但到了道光、咸丰年问，由于物价上涨，已不能维系五口之家的食用。绿营兵不得不靠兼职维持生计，比如小贩，工匠，甚至当强盗、聚开赌场。曾国藩在1851年奏称，满汉士兵都与土匪勾结，并吸食鸦片，嗜好赌博。堕落至此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一有战事，无论是旗兵还是绿营兵，“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势不得不募民充勇，以供调拨”。
乡勇崛起
八旗绿营难堪重用，清官府不得不招募启用地方乡勇，甚至民间自发武装起来保卫家乡。清朝乡勇最早见于雍正年间，1730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奉命镇压西南乌蒙土司的叛乱，“调官兵万余人，乡兵半之”，这开创了乡勇参预战事之先河。
此后，清朝镇压偏远地区的叛乱，往往动用乡兵。除了正规军战斗力低下，还由于分散驻扎的性质，调集绿营和八旗耗时、劳民伤财，更何况正规军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也容易水土不服。边境土著乡兵适应当地环境，熟悉地形关隘，他们参战为维护自身利益，能“竭力致死”，战斗力往往高于绿营八旗。
乾隆年的台湾之役，平定小金川土司叛乱，乡兵都是清军基本力量之一。到了乾隆末年、嘉庆年间，乡勇更不可或缺。1795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清廷在急调正规军同时，号令各地兴办团练乡勇助战。据统计，四川一省在嘉庆元年、二年，应募乡勇多达三十余万。湖北和陕西等地的乡勇也千百为群、为数甚众。
本是横行乡里的浪荡子弟罗思举与本族生员一道，聚集族党乡兵，据险出奇、以少破众，多次攻下义军的营寨，成为清朝镇压白莲教的得力干将，官至湖北提督。另外两个率领乡兵剿寇有功的是桂涵(与罗思举类似的人物)和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分别升至四川提督和四川按察使。
乡兵作用最突出的战事，是嘉庆年间傅鼐数次平定西南苗乱。傅鼐与苗人大小百战，几乎不用官兵， 仅用数千乡勇。白莲教起义和西南苗疆之乱后，乡勇能力为世人瞩目，清朝各省督抚也多用傅鼐练乡兵之法练官兵。
乡勇屡立战功，但始终是一种临时性的武装组织，而非清朝的“经制兵”，基本是随战事募集，战事结束，立即裁撤解散。白莲教起义被扑灭后，由大量游民和流民组成的乡勇就面临这样的命运，他们无田可归，也不甘重新陷入饥寒困境，为争取较多遣散费，不惜刀剑相逼， 甚至和起义军余部联合反对官兵。
总体来说，乡勇成分来源复杂，既有地方士绅生员召集起来的强宗大族子弟和同一地域的乡民，也有无田无地的流民、游民，甚至流氓无赖。前者因其血缘和地域联系紧密而有较强的凝聚力，甚至能建立起一套依托于宗法关系的层层隶属、兵将相依的军事组织，这种乡勇团练的组织原则，被太平天国时期举办团练的士绅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
湘军战斗力为何远胜绿营兵?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后，湖南湘乡知县朱孙诒防患于未然，积极笼络地方士绅人才，招募组织乡兵团练。朱孙诒将乡勇分成左中右三营，每营360人，并由专人负责粮草和兵器等事物。湘乡团练主持者重视思想教训，朱孙诒和骨干王鑫尤其注重灌输“忠义”观念，这一点后来被曾国藩吸取。
1853年曾国藩正式创办湘军时，就是以朱孙诒的湘乡团练乡勇为基础。湘乡团练里的骨干王鑫、罗泽南、李续宾、续宜兄弟、刘蓉(这些人本是读书人)等先后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将领。《清史稿》里说，“朱孙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然也。
湘军战斗力之所以远比绿营兵强大，与湘军的组织招募、军饷政策等制度有莫大关系，本文主要从陆军角度考察。
遇有战事，临时跨多省调集的绿营军队“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妨，败不相救”，而且绿营兵是世袭制，军队内老少皆有，素质参差不齐，这样的军队将领不能指挥自如，凝聚力差，没有战斗力。
曾国藩则施行“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的原则：统领由曾国藩亲自把关、严格挑选，统领挑选下一级的营官，以此类推，直到最基层士兵， 这样湘军从下到上都服从招募挑选之人，层层统属，下级对上级负责，全军将领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实际操作中，曾国藩会从同乡、师生、友朋、姻亲、同学中挑选将领及幕僚，他手下将领同样如此，湘军就成为一个依附性强、有凝聚力、指挥统一得力的私人军事集团。
湘军募兵的标准参照了前朝名将戚继光的原则。只选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土气的农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这祥的士兵作战勇敢、服从命令，“在营则恪守营规，临阵则凛凛号令”。
前面提到，绿营兵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饷过低，要靠其他职业养家，因此训练严重不足。曾国藩实行“厚饷养兵”政策。湘军正勇4.2 两，伙勇3.3 两，长夫3两，绿营兵饷银比湘军长夫伙勇还少，只有湘军正勇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湘军营官待遇更是绿营军官不能企及。一个营官的收入包括月饷、“廉将银”和战功赏银，月收入不下一千两，直隶省绿营营官的平均月银最多也不过六十多两。
厚饷政策解决了湘军士兵养家糊口、赡养父母所需，令他们无后顾之忧，能心无旁骛地投入训练和战争。丰厚的薪饷，也吸引了大量贫苦乡民和不得志书生。湘军募兵往往一呼万人立就，湘省应征出境从军者“水陆不下十数万之多”。踊跃参军的湖南子弟，是多年作战死伤不断的湘军用之不竭的兵源。
不过，以利益驱动将士是把双刃剑。首先，助长湘军形成以积聚财富、升官晋爵为参军目的的心态，一旦达到目的，就不愿再过艰苦危险的军旅生活，急于脱离湘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经常回湖南另募新勇。对太平天国的后期作战中，湘军军官克扣士兵薪饷的事件层出不穷，官兵关系紧张。普通士兵为敛财，大肆进行劫掠。所有这些都导致湘军凝聚力下降，军纪涣散，战斗力削弱。
其次，厚饷养廉也给湘军造成了严重的财务负担。湘军建军初期只有一万五千人，据曾国藩自己所说，一年开销约六十万两白银。后来湘军扩充至十多万人，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
湘军不是清朝的经制军，加上晚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湘军开销主要靠曾国藩与其幕僚筹集。到与太平天国战争后期，湘军军费筹集困难，拖欠军饷时有发生，甚至导致哗变。进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所部一营还出现了勇兵索要薪饷的事件。
总体而言，湘军军制是曾国藩在团练乡勇基础上，针对清军缺陷制定实施的，其实用性、针对性强，合乎时宜，是湘军战斗力较高、最终扑灭太平天国的制度保障。
湘军的影响
湘军的成功对晚清军事体制、政治博弈，乃至历史走向都有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将湘军军制广为刊刻，湘军营制、营规在东南各省传遍，地方勇营皆以其为榜样、纷纷效法。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无法解决绿营战斗力疲弱的问题，遂改组军队。构成晚清国防主体的“练军”和“防军”，前者采用了湘军和李鸿章淮军的体制，由绿营中的精锐组成，而防军则是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之后保留下来的各地勇营。传统绿营兵则屡遭裁汰。
绿营士兵与将领没有私人关系，即“兵将不私”。湘军、淮军等都是隶属关系极强的“兵归将有”，效法湘军淮军的各省勇营也都效忠于其招募者(士绅将领)，而不像绿营兵那样隶属于兵部、受控于朝廷。这种将领绝对控制军队的体制一直延续清末，兵员、粮饷也像太平天国时期一样由地方自行解决，地方军政大权被督抚一手把持。到了清末，各行省拥有事实上“半独立”的地位。
称帝未遂的袁世凯死后，衰弱残存的中央权威顿时瓦解，军阀割据势成。寻根溯源，正是湘军的体制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出现准备了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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