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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我们就会想起他笔下脍炙人口、充满乡野气息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于是我们就想当然地在脑海中把他描绘成一位陶渊明一样的乡间隐士，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杨万里晚年确实选择了辞官隐居，归去来兮，但从其一生经历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位只爱写诗饮酒的宋代陶渊明。

　　公元1127年正是北宋被金灭亡、南宋刚刚偏安的多事之秋，杨万里恰好在这一年出生于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水县)，而他成年后的政治立场好像在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二十七岁的杨万里得中进士，走上仕途。

　　杨万里先被任命为赣州司户，后又调到永州零陵县作县丞，在这里他遇见了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南宋名相、抗金统帅张浚。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有一个张浚，还有一个张俊，前者一直是主战派，而且是岳飞、韩世忠的伯乐，后者则先主战后主和，最终和奸相秦桧狼狈为奸杀害了岳飞。

　　当时，张浚正因为受到主和派的排挤在永州谪居。满怀爱国之情的杨万里有幸拜见了自己一直仰慕崇敬的抗金统帅，并且成了他的学生，多受其勉励与教诲。他以“诚斋”作为笔名，就是为了铭记老师的“正心诚意”之教。

　　杨万里不仅有着爱国抗金的满腔热情，而且胸中藏着安邦御侮的完整方略。

　　公元1167年春，为父亲守孝三年期满的杨万里来到京城临安，等待朝廷新的任命。在此期间，他先后拜见了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密使虞允文(也是抗金名将)，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等共三十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大胆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半璧的局面，他坚决抨击投降派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直率地告诫孝宗皇帝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

　　杨万里对抗金事业一片忠诚，念念不忘，所以他对他的老师、抗金统帅张浚一直充满着崇敬景仰之情。

　　1188年三月，宋孝宗采纳翰林学士洪迈(就是《容斋随笔》的作者)的建议，以吕颐浩(南宋初期有争议的丞相)等人配飨高宗庙祀，也就是和先皇一起接受皇帝臣民的祭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才应该享有这样的光荣待遇，批评洪迈忠奸不分，“指鹿为马”，孝宗皇帝听到这个成语不由大怒，因为他觉得杨万里说洪迈“指鹿为马”就是骂他是昏庸糊涂的秦二世，于是大吼一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把大诗人从太子身边(当时杨万里在尚书省当部长，并兼任东宫侍读)赶到偏远的绢州(今江西高安)去了。直到孝宗把皇位禅让给太子，也就是宋光宗，作为前太子老师的杨万里才重新回到京城。

　　杨万里对国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对百姓则爱民如子，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伟大志向。

　　公元1170年，杨万里升任奉新县知县时，正好碰上大旱之灾，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贫苦百姓，府库却依然空空荡荡，深知是衙役吏员们在中间多有盘剥，他立即下令释放牢里的所有“囚犯”，并严禁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家每户一纸通知，减少税额，放宽期限。百姓们纷纷主动前来交租纳税，不到一个月，所欠租税就全部交清了。

　　虽然杨万里在奉新县的任职时间只有半年，但却凭借其不扰民的政治理念取得了不少的治绩，获得了百姓的赞扬。

　　杨万里看重人民，同情人民，将国家命运寄托在人民身上，指出官吏敲骨吸髓、压榨人民势必激起人民的愤怒、仇恨和反抗。因此他在为官期间一直坚持不扰百姓、不贪财物的原则，并且提醒皇帝“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正，指摘时弊，无所顾忌，为民请命，敢作敢为，因而始终不被重用，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他内心的天平上，为民造福远远高于高官显位。

　　事实上，杨万里视仕宦富贵如敝屣，随时准备弃掉。在作京宫时，他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路费，锁于箱中，藏于卧室，又告诫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行李累赘。这样一位高风亮节、不恋富贵的“日日若促装”待发者，和那些蝇营狗苟以求升官、整日患得患失之辈形成了鲜明对照。

　　杨万里从江东转运副使职上离任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真可谓两袖清风。退休后他隐于故乡南溪之上，所居之处只是几间能避风遮雨的老屋而已，当时的诗人徐矶情不自禁地写诗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杨万里退休的原因也是和百姓命运息息相关的。

　　当时朝廷欲在江南诸郡发行铁钱，杨万里以为这项政策于民不便，因此拒不奉诏，这下惹怒了当朝宰相韩侂胄，便将他从江东转运副使改知赣州。杨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拒不赴任，以年老多病为由“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俸禄，等于退休)”而归去来兮，学先贤陶渊明在老家吉水做起了隐士，从此再也没有出仕。

　　我们都知道陆游在耄耋之年“尚思为国戍轮台”，在风雨大作的深夜，“铁马冰河入梦来”，离开人世之际，犹然“但悲不见九州同”，嘱咐儿子在王师北定中原之时“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晚年依旧心忧国事，不忘北伐，“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同为“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另外两位是范成大和尤袤)又何尝不是如此情怀呢?

　　杨万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时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

　　虽然杨万里在回乡隐居后所写的《答沈子寿书》中说自己离开官场“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但他即使已“处江湖之远”，内心深处其实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

　　杨万里是当朝皇帝宋光宗的老师，所以光宗皇帝在他归隐后曽几次召他进京，但他都“辞而不往”。他之所以如此，并非不愿再为国出力，为君尽忠，而是因为他对当时在朝廷里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权臣韩侂胄极为反感而又深感自己无力与之抗争。

　　韩侂胄此人是个志大才疏、夸夸其谈之辈，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则极可能误国误民，贻害社稷，因此杨万里对专权的韩侂胄深恶痛绝。韩侂胄筑私家园林南园，慕名请杨万里作记，杨万里毫不客气地予以坚决拒绝，留下了“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他是带职归隐的)”的铮铮誓言。

　　公元1206年事，杨万里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身边的亲人都知道他衰老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情感上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了，所以凡朝廷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敢告诉他，怕他一时承受不了发生意外。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五月初七这天，杨万里的一个在外工作的族侄回家探亲，顺便来看望他。这个侄子不知道家人一直在对老人隐瞒军政大事，便谈到了邸报(相当于现在的党政机关报)上所载的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听此言，痛哭失声，愤然大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因为他料定想靠侥幸取胜的韩侂胄肯定会兵败如山倒，误国害民(后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忧心如焚的杨万里老人当晚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翌日早晨，杨万里老人依然没有心思进食，只是“兀坐书斋”，一言不发，随后，他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接着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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