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存在时间比较长的朝代，给后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正面的积极的，但是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两千多年前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今天的我们都是“汉人”。“汉”作为一个王朝的名字，来源于刘邦。刘邦出身草莽。当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刘邦和一帮好友在沛县起义，响应义军。强秦覆灭，西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封地包括汉中、巴、蜀三郡。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国号“汉”，定都长安，拉开了一个延续了四百年的伟大王朝的序幕。说到“汉”如何伟大，今天的我们拥有许许多多的溢美之词，比如：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孝宣之治、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在四百年中，有那么多的盛世、治世，你能否认这个王朝的伟大吗?

　　我当然无意于否认“汉”的伟大。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的上升期，民族的血液里沸腾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燃烧着无数光荣与梦想。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尚武的，汉家衣冠的宽袍广袖并未束缚住民族血液中野性的呼唤，人们开疆拓土，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直换得万夷来朝，帝国的军威似乎无远弗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极富探险精神，他们无畏万里黄沙，不惧千里盐泽，仅凭一匹瘦马、一峰骆驼，便有走遍整个世界，看清整个世界的雄心壮志。

　　然而，这个时代，我们在华夏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汉民族的主体意识形态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黑暗的基因。

　　春秋时期的中国，经历过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学术昌明、文化鼎盛的黄金时代。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学派也源起于此时，然而，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儒家学说并不为统治者所接纳，直到汉王朝的建立。

　　西汉建国之初，汉高祖刘邦的朝堂上就如同一个黑社会流氓的聚会之所，开国的大将功臣们在皇宫里恣意地嬉闹喝酒，放声高歌，喝嗨了还会拔剑击柱以助兴。这让明明拥有九五之尊，实际却还不如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刘邦颇为郁闷。于是，博士叔孙通抓住机会，为刘邦制定了“朝仪”。这让刘邦第一次真正有了当皇帝的威仪和快感。然而，“朝仪”的出现，却是中国君君臣臣森严的等级尊卑制度的开始。统治者着手思想上的控制起于汉武帝。正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演变成我们这个民族官方指定认可的唯一思想流派。

　　我无意于证明儒家思想的优劣。但文化的创新有赖于思想的碰撞，再优秀的思想流派一旦成为唯一，便无法与其他思想进行交流、学习，必然走向僵化和没落。而思想僵化、文化没落的社会中，本应该富于创造力和思辨能力的人，其思想和精神火花也必然随之熄灭。

　　当宽袍广袖的汉家衣冠逐渐演变成晚清的小脚长辫时，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人的精神内核的没落。

　　国家主义的模式和实践

　　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建立起来的。统一六国的强秦竟然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但汉初的统治者却时时刻刻以秦为戒，生怕重蹈强秦覆辙。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这是一个“小政府、大民生”的国家治理模式。“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当统治者清静无为，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具有怎样惊人的创造力。

　　汉武帝改变了文景时期“小政府”的治国模式，代之以极为强悍的国家主义。汉武帝为政的半个世纪，也是汉王朝东征西讨，战事不休的半个世纪。

　　为实现皇帝大权独揽的梦想，汉武帝所设立的内朝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外戚专权，成为两汉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为应对对外战争的巨大开支，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发行，对重要物资进行平准均输，实行盐铁专卖，甚至强行对个人征收类似于今天的“财产税”……

　　国家主义的“大政府”下的民生如何呢?史书的记载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人复相食”。然而，汉武帝毕竟是成功的。汉武帝治下的汉王朝在效法暴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尽管以“户口减半”为代价，却侥幸躲过了暴秦覆灭的结局，政权成功地移交到了昭帝、宣帝手中。并在昭宣时期重新采用文景时期的治国理念，让国家得以休养生息。“文景之治”虽然为后世所称颂，虽然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但对帝王来说，这属于“学”而难“习”的范畴，因为，作为集权一身的帝王，往往更想有所作为，想要证明自己手中皇权无远弗届，而汉武帝的时代恰恰给后世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史书中记录的帝王们，众口一词，似乎都愿意效法“文景”，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成功或失败的汉武帝。

　　血腥的政治

　　两汉时期政治的血腥程度并不逊色于以后我们所熟知的历朝历代，甚至更盛。在后来的朝代中，大屠杀一般在权力非正常更迭之时才会出现，而两汉时期，血腥的政治屠杀却伴随王朝的始终。

　　汉初，由削藩、巫蛊等大案引发的大杀戮动辄成千上万。不得不说的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以皇后卫子夫被逼自尽，卫氏族人被夷灭三族，太子和皇太孙被杀，太子宫被血洗为起点，整个巫蛊之祸持续数年。从长安到各郡各封国，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有史料说数万人因之丧命，更有记载数十万人罹难。

　　汉王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特点，那就是外戚专权，首当其冲的便是吕雉称制时期的吕氏家族。在吕雉去世后，吕氏家族被屠杀殆尽。这样的政治屠杀，必定是连襁褓中的婴孩都不会放过的。史书中的一个“族”字，却往往是几十、几百个家庭，成千上万人的灭顶之灾。

　　这仅仅是个开端。从汉武帝大量重用外戚，并建立内朝制度开始，便为两汉王朝埋下了外戚充任大司马诸将并揽权的隐患。所以，两汉时期，伴随新皇登基而来的往往是对先帝外戚的大清洗，这让整个汉王朝充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也让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光辉变得暗淡。

　　人命如蝼蚁

　　《古文观止》里收录了一篇西汉文章——《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路温舒名不见经传，只是汉宣帝时一名廷尉史，这是他给汉宣帝的一份奏章。从这份奏章，我们可以看到西汉之时，司法系统的黑暗。

　　“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大意是说：酷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样的口供都可以。囚犯无法忍受痛苦，只能按狱吏的要求捏造自己的罪状。狱吏还会罗织罪状、套上罪名，使囚犯的口供看来天衣无缝。这样形成的案卷，即便是中国的司法鼻祖咎繇听了，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正是在这样的刑狱之下，“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死囚之血，盈满街市;受刑之人，更加比肩而立到处都是。遇到行刑的日子，都会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处死。

　　汉宣帝看了这篇奏章，也不过是下令让官吏们在审案时宽仁些，问题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今天的我们再来看路温舒的奏章，难道不应该唏嘘感叹吗?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个体权益从来没有得到过良好的保护，酷刑与冤狱一直伴随着华夏文明。路温舒富于人性色彩的呼吁如此微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又如此光亮。

　　我们来自汉朝。如果我们认可自己“汉人”的身份，对存在于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伟大王朝心神向往，那就不应该把视角更多地停留在王侯将相的文治武功上，用铁马征骑的耀武扬威来衡量时代的成败得失。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探索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去了解那些与我们今天仍旧休戚相关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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