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北宋和辽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国之间的决定性妥协。这份合约的签订，虽然被后世的很多人所不齿，却在当时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产生合约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全力反扑的辽国
1004年的秋季，辽国出动大军全力攻宋，并扬言要夺取河北全境。宋朝方面在得知契丹铁骑来犯后，举国哗然。不少人建议宋真宗逃往金陵或成都躲避辽军锋芒。只有寇准坚定地主战，并用宗庙社稷为由，逼迫宋真宗前往一线迎战。自宋太宗北伐后，两国间最大的规模的战役打响。可历史却在这一刻开始向很多人看不懂的方向发展。此战辽国的主要目的在于夺取“关南之地”，彻底掌控燕云十六州。萧太后和辽圣宗也为此集合了全国兵力，立志要毕其功于一役。
首先被集结起来的是辽圣宗的直属禁卫军--皮室。这些人从过去耶律家族的直属腹心演变而来，享有最好的装备和马匹。同时配备弓箭、战锤、骑枪和腰刀的他们，是混搭了东亚和内亚风格的具装骑兵，总兵力约为三万人。平时负责卫戍工作，开战时听从皇帝号召集结。宋朝对这支骑兵非常忌惮，将其称为辽国皇帝的爪牙，每次遭遇都要事先想好针对战术。
但仅靠皇室的直属部队，不可能占领整个河北。所以辽圣宗还动员了自己的各级封臣，让这些地方贵族也赶来参战。接到诏令的各部立刻征召部队，赶往皇帝指定的集结地点。第一批赶到的部队是契丹人的部族军。他们都是地方上的大小贵族，前者负责本族领地的卫戍工作，后者则以传统游牧形式生活。平时这些部族由各自的头领管理，从事放牧、征战、狩猎活动。等到皇帝需要时，就以部族武装为单位，完成必要的动员工作。他们的武器全部由自己出资，所以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素质难免良莠不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契丹领主会将特别优秀的战士收编为自己的私甲部队。那些强悍的封建主可以拥有千人规模的私甲，普通小领主则可能只有几十人规模。这些封建领地内的精英，平日就充当领主的侍卫，战时则和领主一起冲锋陷阵。最后到达的是从东北各地赶来的奚人、渤海人以及西部边区的党项等部族。
按照辽国的五京制度，这些人都属于辽国皇帝治下的属国军。平时在各自领主下过着内部自治生活，战时也要按照命令去贡献封臣的义务。以上全部人马，在相当于今天北京城的辽国南京集合。当地的契丹驻军和幽云汉人部队也已经等候多时。总兵力约有20万人，稍作休整便直奔宋朝辖地。
瀛洲攻防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辽军，北宋朝廷吓得魂飞魄散，前线宋军也是胆战心惊。在宋太宗与辽国的两次大战结束后，双方又进行了大小80多次战役。宋军只赢得了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战役。不足10%的胜率，让他们没有半点自信。于是，宋军选择坚守不出。同时紧急征调附近的威虏、保州和河东等地驻军去进攻燕云，期望分散辽军的兵力。
可辽国方面早就有了防备，执行围魏救赵计划的宋军，被燕云各地区的留守汉军给轻松击退。同时，以骑兵为主的辽军也快速推进到瀛洲城下，开始打造攻城器械。他们决心一鼓作气地推平这座困扰契丹多年的要塞。但辽国当时掌握的手拉式抛石机技术，并不能快速撼动宋军把守的城池。由于是骑兵为主的军队，随军快速机动的机械装备往往不能做的很大。加上手拉式抛石机本身的技术限制，让辽军工兵的火力还是不够威猛。所以，对城市的攻坚还是需要士兵的肉身来完成。
奉命参战的奚人部队，接到指令充当先锋的指示。前排的举盾步兵，扛着云梯前进。他们身后则是全身披挂甲的重装弓箭手。这些依仗着一身质量不错的盔甲来抵挡守军射出的箭矢，同时也不断向城头倾泻自己的复合弓火力。最后面的辽军工兵，也不时发射石弹来打击城头的宋军。
宋朝守军立刻将投石机调整好角度，对着辽军的砲兵阵地射去。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辽军无法很好地校准宋军的火力点，宋军则能很好地瞄准辽军的阵地。在几轮隔空交锋后，辽军的工兵被迫后撤。失去火力掩护的奚人步兵，也就立刻被城头床弩的火力压制。他们自下而上发射的箭矢，也对占据高出的守军效果不佳。拥有城垛作为掩体的宋军，在对射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依靠这种守城的天然便利，防御者打退了辽军的第一波进攻。
当天夜里，辽军摸索出城墙的射击死角，顺势在城下砌起土丘。辽圣宗亲自擂鼓助威，使得辽军士气重振。辽军也将部队中的预备队投入战场，用充足的人力确保掩护火力的连续性。守军不得不躲在悬挂的木板和城墙背后躲避恐怖的箭雨。奚人的步兵有乘机发动进攻。他们把镶铁盾牌顶在身前和头顶，疯狂的冲上土丘。利用宋军被抛射压制的机会，将云梯架上城头。
宋军只能以石块和滚木往下狠砸，并将提前煮沸的热油也全部倾倒下去。奚人的部队因为密集部署在各处土堆附近，被滚木直接扫倒一片。很多人被沸油淋遍全身，接着受到守军火攻。不得不仓皇结束了第二轮攻击。辽军此后围攻瀛洲十多天，都因为没有技术优势而停滞不前。考虑到自己封臣的感受，辽国皇帝也不可能让他们在超出服役期限后继续冒此巨大风险。所以，辽圣宗只能选择绕过瀛洲，继续朝南方进军。
主帅之死
11月25日，辽国部队赶到了德清的驻军附近。宋军没有想到对手会放弃瀛洲，冒着补给被卡死的危险绕道。结果，匆匆列阵的宋军只能在野战中直面强敌。他们将长矛手顶在第一排，在后方部署大量的弓弩部队。对面的辽军则派出全部骑兵组成攻击力量出战，数万骑兵从三个方向夹击宋军。先是正面的轻骑兵骚扰，使用打了就跑的骑射战术对付长矛手。他们不断射出的密集箭雨，将很多没有头盔和护肩的宋军士兵射杀。宋军的回击却无法伤害到这些全身披挂护甲的“轻骑兵”。
战斗打到中午，宋军的士气逐渐被消磨殆尽，阵型不可避免出现松动。左右两翼的辽军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战机，皮室军和领主的私甲兵全力催动身下战马冲锋。两翼的攻击纵队如铁锤砸朽木般，迅速嵌入了缺乏肉搏部队的宋军阵线。一些骑兵的长枪折断后，又拔出腰间的长刀砍杀。很快就将宋军的步兵截成两半，只有少量部队突围成功，其余人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不久，辽军又歼灭了驻扎在澶渊附近的通利军，彻底扫除了来自侧翼的危险。通往澶渊的道路就这样被打通了。连战连捷的辽国人士气高涨，很多契丹贵族开始琢磨逼宋朝割让整个黄河以北作的领地，作为为他们参加此次远征的报酬。但一个突发的意外，还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当他们开始攻到澶渊时，作为主帅的萧挞凛前往一线阵地观察军情。不料，自己被宋军发现，随后非常意外的死在了床弩射出的重型箭矢之下。
恰巧，宋真宗在当天赶到了前线。此消彼长之下，宋军的士气开始触底反弹。由于双方都没准备和对手来个鱼死网破，博弈就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上。
外交上的思维异同
既然要谈判解决问题，双方就要斟酌彼此间的筹码与底线。谁先摸清楚对方的底牌和思维逻辑，谁就是谈判桌上的优胜者。否则，空有嘴炮轰炸也无法靠口水获得利益。宋军虽然因皇帝莅临而士气高涨，但指挥官和皇帝本人都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毕竟，区区10%的胜率摆那儿，没人觉得可以展现多少自信。痛定思痛的宋真宗，还给特使下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只要辽国同意不要宋朝割让土地，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辽圣宗本人也对此和谈充满了的忧愁。作为一个需要为臣下谋取利益的君主，如果能获取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那么自己就是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那样的王朝英雄。但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分封一批功臣。比如战死主帅萧挞凛，就可以为长子谋得一块新的私人领地。可是没有一个君王愿意看到贵族的封地膨胀。实力过大的封建领主，在日后很容易成为威胁皇权至上的危险分子。
所以，辽圣宗其实非常不愿意让宋朝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他还特别留意到，不少契丹领主因统治了过多的编户齐民，而汉化为自己领地内的小皇帝。尤其是那些在燕云有封地的领主，都不约而同出现了腐化迹象，武德已远不如耶律德光的时代。当年和契丹人大打出手的沙陀贵族，就因为类似的进程而最终失去一切。辽圣宗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帝国也因此被腐蚀蛀空。
于是，双方在互相试探中发现，原来大家对土地问题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剩下的部分就是宋朝每年该给辽国以多少金额的贡赋。起初，宋朝想拿出价值不高的铜钱作为岁币。可长期与内亚经商的契丹贵族，对货币价值的认知，早就升级到了银本位阶段。对于东亚官营垄断经济下，可以大量超发的铜币，毫无兴趣可言。所以，辽国使臣就直接要求宋朝进贡真金白银或有价值的实物。
宋朝方面又只能无奈提出每年20万两的份额。可辽国却觉得收获太少，要求加价。使者只能将辽国的回复报告给宋真宗，后者再次给出批示，表示一百万量以下皆可。但使节带着更新后的指示出发前，又被主战派的大臣寇准拦住。他告诉使者，就有皇帝的诏书也不能让岁币超过30万两。否则就下令将其斩首!好在契丹人对每年20万两白银+10万匹绢布的价格满意，使节才算是逃过一劫。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圣宗很快将让契丹贵族撤出汉地，并重新制定了“藩汉分制”的一国两治政策。契丹领主在辽国南京地区的封地，开始期大幅度减少。直到最后，整个汉地完全由出身自汉人的流官进行管理。当地也恢复了原本的郡县制传统，俨然成为了辽国境内最大的特区。契丹人虽然失去了南京的封地，却也如辽圣宗所愿那样延缓了武德的衰退。哪怕后来打不过崛起的女真，也不会有轻易投降的怯懦之举。
至于宋朝方面，对澶渊之盟的最终结果也有一番耐人寻味的反应。当使者带着合约返回，心虚的只用三个手指告知皇帝结果。宋真宗误以为每年要缴300万岁币，觉得有些太多了。然后却又表示，能把这件事情办成就行了。当使者告诉皇帝只要30万岁币时，宋真宗竟然大喜过望，并对使者大肆奖赏!后世很多人将澶渊之盟视为宋朝重大的耻辱，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澶渊之盟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外交胜利了。
澶渊之盟是不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什么叫“城下之盟”?“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换言之，判断是不是“城下之盟”有两个标准：1、兵败被迫签订协议。2、协议中有屈辱性条款。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才是城下之盟。
一、澶盟是在宋军胜利的前提下订立的
那么宋朝与辽国签订的澶渊盟约是不是城下之盟呢?先来看宋辽立盟之前的战争胜负。
宋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初八，辽国大举南伐。算起来，这是契丹第九次发起对宋王朝的侵略了。在真宗继位之后的咸平二年、咸平四年、咸平六年，辽国都曾进兵冒犯边境，或小胜北还，或为宋师所败。但这一次辽军的来势特别凶猛。辽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二十万之众，先锋为辽国大将萧挞凛。十五日，辽国破宋境顺安城;十六日，又破遂城，并擒宋将王先知;又自定州东部突破宋人的唐河防线，逼近阳城;然后，辽军分兵三路，扑向瀛州、祁州，并欲乘虚直下贝州、冀州、天雄军。
军情自边关急递至京师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骇”。其时宋真宗赵恒继承大统不过几年，作为一名从未像他的伯父、父亲那样在沙场厮杀过的文弱君主，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团，真宗该如何对付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但是国家的危机，也是真宗个人的荣誉危机。
真宗召宰相等大臣商议对策。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密言于上，请幸金陵”，建议皇帝到金陵避避祸;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幸成都”。真宗问宰相寇准：有大臣提议迁都金陵或成都，爱卿有何意见?寇准假装不知道是王钦若与陈尧叟的意思，当着两人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真宗不敢再存迁都之念，决定御驾亲征。
这个时候，前线辽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说：“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
十月上旬，辽师围困河北瀛州城，“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使奚人负版乘墉而上”。瀛州原为辽人所占据，后为柴荣夺回，现在辽国对拿下瀛州是志在必得的。但宋军也早有防备，“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垒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辽人强攻不下，萧太后亲自上阵督战：“契丹主及萧太后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猬”，却被守城的宋军以礌石、巨木、弩箭击毙“三万人”，“伤者倍之”。辽军“弗能克，乃退”。
瀛州保卫战的大捷，极大挫伤了辽军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关南之地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决心。
十一月十四日，真宗离开东京，移驾前往澶州前线，亲征辽人。并于二十六日抵达澶州南城。当时澶州被黄河分隔为南城与北城，北城正是战争前线。真宗原本打算驻扎在南城，不过黄河。这样安全一些。但寇准坚请渡河：“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真宗这才过河，登上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此时辽师数万骑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直抵澶州城下，随时可以发起攻城之战。相持十余日之后，辽军统军萧挞凛自恃其勇，出营督战，守城的“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凛额，挞凛死”。萧太后闻讯，“哭之恸，辍朝五日”，深知战局再拖下去，辽军也讨不到好处，不得不向宋方提出议和，《辽史》说：“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宋真宗无疑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并不希望战火一直烧下去，也有意于议和，于是派曹利用为谈判代表，赴辽营和谈。最后达成和议，订下澶渊之盟。也就是说，澶盟是在宋军战胜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无受到辽国的胁迫。
二、澶盟中的岁币是经济援助
澶渊之盟的盟书以及后续约定所达成的重要协议：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立下“石峰”，“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许多人认定宋朝签订澶盟为“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但从岁币的性质来看，它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岁币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其实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这一点盟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且，对宋王朝来说，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同时，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价值的顺差，数额超过送出去的岁币。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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