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
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
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
他们的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
一：江南党争文化
南京是大明都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把南京作为留都，保留着完整的一套中央行政机构，官员与北京平级，而实际权力要小得多。
这种独有的两京制影响了明代官场格局，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俨然成为了与朝廷相对立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尤其在明中后期党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南京往往成为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者的聚集地。
例如崇祯二年，复社领袖之一的侯方域叔父侯恪就因为指斥温体仁之奸佞而被贬往南京任国子监祭酒。
他主持了崇祯三年的金陵乡试，与同为东林党的主考官姜曰广等人一道录取了许多复社成员，客观上促进了复社的发展壮大。
他与兄长侯恂也被复社奉为宗主，而侯氏子弟因此多有加入复社者。
发生在北京的党派斗争，其余波会在南京持续发酵，甚至酿成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
如贵州人马士英官场失意流寓南京，其同年安徽人阮大铖因名列逆案而被削职，也栖于南京，二人结为莫逆之交。
而亲近东林的江南文士周镳，因政见不同被免官亦客居金陵。
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对南明的官场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
江南是东林党的大本营，在晚明激烈的党争中占据重要位置。
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
新兴地主商人阶层随之崛起，他们积极参与官场活动，希望能改革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一批士大夫如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宣扬其革新的主张。
讲学之余他们往往讽议朝政，评判人物，社会影响极大，被称为东林党。
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后打压异己，结果遭到疯狂的反扑，最终在残酷的党争中败下阵来。
东林诸君子遭到魏忠贤打压，但是他们不惧邪恶敢于斗争的精神在江南地区深入人心。
崇祯初年兴起的江南复社，就继承了东林党的精神而被人们称为“小东林”，许多东林党后裔都加入了复社成为骨干力量。
因此，江南是明末党争的重镇，而南京则是南方官场斗争的中心。
由此形成的党争文化在明末政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影响江南文化兴衰的重要因素。
二：江南结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人结社风气盛行，至天启、崇祯之际蔚为大观。
按照谢国桢先生的说法，明末时期“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
据相关研究资料统计，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地区，因为经济文化发达，文人结社数量达数百家之多，知名度较高当推几社、应社以及复社。
结社风气风靡成为明末江南文化的一种特殊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有研究者指出：“结社成为了江南文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是江南士人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也是江南士人才情与风雅的展示。”
影响明代文人结社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考试制度，文人们结社求友，定期聚会从事风雅吟咏活动。
更重要的是为了共同揣摩制义，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以期能博取功名。
由于明末朝廷腐朽黑暗，士大夫无耻无行者甚众，社会风气日趋败坏。
江南士人关心国事，他们在结社讲学时喜欢讥议朝政，针砭时弊，他们还倡导忠孝气节，力图匡扶当时的学风、士风。
例如匡社、复社，其社名即含有兴复古学、匡扶正气之意，显示出鲜明的倾向性。
尤其是复社领袖张溥，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社团宗旨，合诸社为一家，把复社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社团。
复社先后在尹山、虎丘、金陵等地举办大会，与会者多时达数千人，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朝野瞩目的重要力量。
复社成员在崇祯三年后的科场上获得巨大成功，许多成员进入政界，引发了反对者的警惕和反感，自然就卷入了当时的党争漩涡。
复社成员先后参与驱逐阮大铖以及“倒薛(国观)扶周(延儒)”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明末的政局。
复社是江南文人结社活动发展的高峰，它使得江南结社文化与明末党争文化相互渗透，党社逐渐融合为一体。
三：江南歌妓文化
自明太祖于金陵建都，设置教坊司，建十六楼，秦淮河畔遂成为青楼娼业繁荣之所。
有明一代，秦淮风月数百年不绝，明末尤盛，形成了辉煌夺目的江南歌妓文化。
江南歌妓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官场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金陵的文化传统及明代金陵特殊的官场、文化地位有关。
明朝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兴起，肯定人欲望的合理性，从而把人们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晚明社会享乐之风盛行，上至贵族公卿下至市井商贾，皆以奢华为荣，竭力追求声色。
再者，由于皇帝昏庸吏治腐朽，朝廷党争不休，许多官员士人因为前途迷茫看不到希望，转而纵情声色，以寻求心理慰藉。
如东林领袖钱谦益与温体仁争权失败回乡隐居，结识名妓柳如是，引以为诗文知己并不顾世俗非议聘娶了柳氏。
明末桐城名士孙克咸自负文武才略，见到秦淮歌妓葛嫩后，叹曰：“此温柔乡也，吾 老是乡也。”
士人阶层也冲破礼法束缚，他们乐于交往歌妓，狎妓宴饮，纵情享受声色，甚至把开花榜品名妓当作风雅之举。
《列朝诗集小传》记载：
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
崇祯九年，姚北若召集复社名士与歌妓在秦淮河上载酒征歌，其盛况在《板桥杂记》亦有记载：
嘉兴姚北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召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
名士名妓相互点染，成为了让人艳羡的美谈，晚明社会风气之颓靡可见一斑。
南京自六朝以来就是江南的权力、文化中心，文采风流甲天下。
明代以来每逢乡试之年，南方数省的士子云集金陵。名士清流之辈，风流倜傥， 游于旧院，与秦淮歌妓交游酬唱，亦成为时代风尚。
《板桥杂记》云：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
由于秦淮歌妓具备一定的才艺与文化素养，她们乐与名士们交游酬唱，藉此自重身价。
因此秦淮河畔的青楼成为士人的交际场所，官场失意或春风得意的东林诸公、复社名士们在青楼诗酒风流，酒酣耳热之际品评时政，抨击权奸。
身处社会底层的歌妓们从中也了解官场人物，能辨忠奸善恶。
如李香君，受其养母影响，自幼接触复社人物陈贞慧、吴应箕等人，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得到复社领袖张溥、夏允彝等人的高度称赞。
歌妓们憎恶阉党，敬重同情东林复社，甚至以清流人物作为结识和择偶的标准，所谓 “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清人秦际唐的《题于澹心板桥杂记》诗句准确地描述了秦淮歌妓的态度。
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名士，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积极交往互动，使得江南激烈的党争文化、风雅的结社文化与世俗的歌妓文化充分融合。
名士才情及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催生出文艺创作演出的繁荣局面，形成了明艳绚丽又悲壮凄凉的明末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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