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建都南京。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欢迎阅读哦~

　　明末清初时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针对明朝官员的收入时，曾感叹道：“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明朝官员俸禄的多少，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严格规定的，且自从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将最终调整后的官员俸禄数额规定为“永制”后，直至明亡，就没有怎么改变过。

　　而且，朱元璋在制定官员俸禄数额时，可不是想着只沿用二百多年，而是想着万世不移。

　　但显然，把官员的俸禄数量规定得死死地，不让后代子孙根据经济形势、物价形势变动，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导致明朝官员的俸禄越到后来越不值钱的主要原因。

　　当初，朱元璋也考虑到官员生活水准的问题，这位古代治贪最厉害的帝王，并非不知道高薪养廉的道理，他制定的工资标准其实并不低。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定为“永制”的标准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即正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044石禄米，最低级别的官员，即从九品官员的年薪是60石禄米。

　　换成月薪的话，就是，正一品官员87石，从九品官员5石。

　　并且，这一次的“永制”基本取消了曾经用纸钞抵扣一部分禄米的方法，改为全部用禄米发放。

　　明朝时的一石到底是多少斤?现今还略有争议，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的说法，大概是76.5公斤，也就是153斤。

　　另外，明朝时是接近600克为一斤，所以，换算成现在的数额，一石是182斤左右。

　　182斤换算到每天，就是6斤多一点，一个人每天当然吃不了6斤米，但总要折换些油、盐、菜什么的。但不管怎么算，一石米每月养活一个人绰绰有余。

　　如此，按照洪武二十年时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养活87口人，从九品也能养活5口人。

　　这个标准足够七品以上的官员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了。

　　那么，为何到了晚明时，顾炎武要那么贬低官员的工资标准?

　　并且，有一位著名的官员也给了大家一个明朝官员工资低的印象，就是嘉靖时期的大清官海瑞，他的官职可不低，但不贪污的他，却过着很清贫的生活。

　　如果朱元璋的规定能严格执行下去，哪怕物价有所变化，因为本就是全部用粮食这种硬通货来充当俸禄，对官员们生活所需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如洪武朝时，规定一两银子或相同数量的纸钞、铜钱等于一石米，就算到明朝中、晚期，物价涨到5两银子一石米，全是米当成工资的官员，也不用担心贬值。

　　所以，说朱元璋苛待官员是错误的说法，在皇权的维护和贪腐的治理上，他确实是苛待官员，甚至可以说是虐待，但至少在工资标准上，他还是懂道理的。

　　朱元璋曾经尝试过用纸钞代替部分禄米来发放俸禄，可因为对金融经济的不了解，纸钞这种玩意在洪武年间就开始不断贬值。

　　为了保证官员的基本生活水准，朱元璋没有强行用纸钞取代禄米，即使部分执行时，也只是用很少量的纸钞替代，官员们的富裕生活有一定保证。

　　不是朱元璋的错，那是谁的错?其实，根子在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身上。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武三十五年，朝廷下“折色令”，正式用制度的方式把全部用禄米发放俸禄的规矩，改成了部分用纸钞发放。

　　这次新的政策规定，对高级别的官员的影响最大，因为规定的是，一品官员的工资只有40%是禄米，其余60%是纸钞。

　　官员级别越低，纸钞的份额越小，到八品以下的官员时，就变成了80%还是禄米，仅仅只有20%是纸钞。

　　并且，这个比例也不是固定的，越到后来，纸钞的比例越多，官员的工资逐渐变成了绝大部分用纸钞发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钞在不断贬值，官员们也就越来越穷。

　　纸钞贬值到什么程度?至万历朝时，纸钞从洪武朝时期的，一贯纸钞折合一两银子，变成了一贯纸钞只值四文钱。

　　而根据《万历会典》中的记载，当时正一品官员每年的俸禄发放是禄米12石，银子215两5钱，纸钞7128贯。

　　当时的米价已经涨到4至5两银子一石，以4两银子买一石米算，正一品官员每年的俸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72石米，比起朱元璋时期实发的1044石，降低了14.5倍。

　　月薪变成了6石，按照养活一人一月需要一石米计算，正一品官员只能养活6口人，更低级别的就不用说了，难怪海瑞会穷。

　　万历朝已经如此，天灾连连，兵祸连连的天启朝，崇祯朝越加不用说。

　　从纸钞代替部分禄米的“折色令”下达时，朱元璋其实已经驾崩四年了，之所以还沿用洪武年号，是篡位的朱棣不承认建文帝朱允炆的年号。

　　因此，明朝官员凭借名义上优厚的工资，却过不上富裕的生活这事，朱元璋不背锅，是朱棣钻了“永制”的空子。

　　朱元璋只严格规定了俸禄的数额，却没有说明一定要用米这种硬通货发放，让朱棣找到了在不改变官员工资数额的情况下，用纸钞来剥夺官员一部分财富的方法。

　　至于朱棣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是“靖难之役”刚结束，他缺钱花了。

　　执政进入正轨后，他继续南征北战，大修运河，迁都北京大修皇宫等等行为，更是需要用充足的金钱来保证。

　　他派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帮朱棣搞钱用，还是吃独食，把所有的官员、士绅、商贾抛开。

　　朱棣为了维持开疆拓土的钱财所需，害苦了所有的明朝官员，他们的俸禄中纸钞的份额越多，俸禄也就越来越不够用。

　　朱棣死后，以仁厚著称，且跟文官集团关系相当不错的明仁宗朱高炽为何不取消“折色令”?返还给支持他上位的文官集团原本优厚的工资待遇?

　　首先是他执政时间短，其次是，明朝的财政收入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其实是越来越低的。

　　明朝的商税几乎没有，主要是收取农税，但明朝能收取税收的土地却是越来越少，除了常见的兼并外，皇族藩王的封地也占据了相当的数量。

　　根据《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但到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仅仅109年后，可征收税赋的土地就变成了“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足足减少了一半多。

　　一直到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因张居正的改革，重新清算土地，才恢复到“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

　　但到天启朝，崇祯朝时，这个数量又没了，崇祯皇帝都穷的穿打补丁的衣服。

　　说远了，回头说明仁宗，到他执政时，因为朱棣为收买各地藩王，让他们主动交出护卫兵权，不但赏赐出去了更多的土地，还因为朱棣的开疆拓土，朝廷财政收入没能恢复到洪武时期的数额，他也就没底气恢复全部用禄米发放官员工资的规定。

　　越到后来的皇帝们，越无法从这种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明朝的官员也知道这个弊病，如《明史·食货志》中记载：“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

　　但知道归知道，谁敢剥夺或少赐予新出生皇族藩王的土地?张居正也没敢啊。

　　到万历皇帝给他喜欢的儿子、福王朱常洵赐藩时，给予的土地，光河南的还不够，需要划拨用临近省份的土地。

　　如此，在纸钞越来越贬值的情况下，明朝中央财政又因土地税收的减少，不但无法恢复到朱元璋时期，官员工资实发禄米的规定，也无法给越来越庞大的官僚集团涨工资。

　　且因为单纯依靠工资收入养不活一家老小，想过上富裕生活的明朝官员们，不得不去贪腐，或巧立名目，压榨百姓增加自己的收入。

　　故此有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顾炎武的感叹。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固胶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明朝官员因工资收入不能养家去贪腐，是挖明朝财政收入的墙角，巧立名目去压榨百姓，更是逼得老百姓不得不奋起反抗，明朝也终于倒在农民起义的大潮中。

　　在明朝官员的工资收入降低一事上，朱元璋倒是不需要背太大的锅，正式以纸钞代替部分工资是朱棣干的事。

　　朱元璋的责任大概是，藩王制度让后世的皇帝们只能捏着鼻子忍受财政的减少。

　　最重要的是，朱元璋喜欢啥事都搞个“永制”或“祖制”出来，不让后代子孙根据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

　　他主张的“八股文”也让明朝的读书人不善于改变，明朝实在是亡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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