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2年，蜀汉朝堂因一封弹劾奏表掀起轩然大波。时任卫将军的诸葛瞻上书后主刘禅，直言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建议剥夺其兵权。这场冲突的特殊性在于：诸葛瞻是诸葛亮独子，姜维则是诸葛亮指定的军事继承人。当北伐成为蜀汉立国之本时，为何继承者与执行者会走向对立？这背后是战略分歧、权力博弈与时代困境的交织。
一、战略分歧：北伐的“存亡逻辑”与“现实困境”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北伐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使命，更是通过军事行动消耗曹魏资源、维持战略均势的生存策略。蜀汉人口仅百万，曹魏人口超五百万，若双方休养生息，蜀汉必败无疑。因此，诸葛亮以攻为守，通过北伐转移内部矛盾，同时削弱益州本土士族势力。
然而，姜维的北伐已脱离这一战略框架。诸葛亮时期，北伐兵力控制在三至五万，且依托汉中险要地形。姜维掌权后，十一次北伐规模扩大、频率提高，却因失去荆州集团支持，难以复制诸葛亮“以战养战”的模式。例如，256年段谷之战，姜维因轻敌冒进导致“蜀兵死者万余人”，直接引发朝野对“穷兵黩武”的批判。
诸葛瞻的反对，本质是对战略目标的质疑。他成长于诸葛亮去世后的和平环境，目睹蒋琬、费祎时期“保国治民”政策带来的经济恢复，而姜维的北伐却导致“民有菜色”。在诸葛瞻看来，北伐已从生存手段沦为消耗国力的冒险。
二、权力博弈：北伐派的“边缘化”与本土派的崛起
姜维的北伐面临双重困境：外部是曹魏军事压力，内部是权力结构的失衡。作为魏国降将，姜维始终未完全融入蜀汉核心圈层。诸葛亮在世时，可通过个人威望协调荆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矛盾；但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均限制姜维兵力，费祎甚至直言：“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
诸葛瞻的崛起，标志着益州本土派的反攻。他袭爵武乡侯，娶公主为妻，成为刘禅最信任的朝臣之一。其政治盟友包括宦官黄皓与右将军阎宇，三者形成反对北伐的铁三角。262年弹劾案中，诸葛瞻提议由阎宇接替姜维，正是本土派试图夺回军权的信号。
这种权力博弈在邓艾偷渡阴平时达到高潮。诸葛瞻拒不采纳黄崇“据险而守”的建议，导致绵竹失守，成都沦陷。此举暴露其军事无能，却也反映本土派对北伐派的彻底否定——他们宁愿接受曹魏统治，也不愿支持消耗益州资源的战争。
三、时代困境：北伐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崩塌”
从宏观视角看，姜维与诸葛瞻的冲突是蜀汉政权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却依赖益州土地与人口；诸葛亮通过北伐转移矛盾，但无法解决人口稀少、经济脆弱的根本问题。姜维继承北伐遗志，却面临更严峻的现实：
人才断层：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缺乏军事才能，姜维成为唯一能战的将领，却无治国之才。
经济崩溃：连年北伐导致“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益州百姓“面有菜色”，甚至出现“民皆菜色”的记载。
战略被动：曹魏采取“守势待变”策略，邓艾、钟会等将领通过屯田积蓄力量，最终以绝对国力碾压蜀汉。
诸葛瞻的反对，实则是对这一困境的清醒认知。他深知蜀汉已无力支撑北伐，却未能提出替代方案，最终在绵竹之战中以“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遗言，为蜀汉的灭亡写下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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