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在襄樊战场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三个月后败走麦城，最终身首异处。这场悲剧中，刘备未发一兵一卒救援的史实，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若抛开“借刀杀人”的阴谋论，从战略布局、信息传递与权力博弈的角度切入，会发现刘备的“不救”实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
一、战略困局：荆州失守与两线作战的致命矛盾
刘备集团在汉中之战后陷入战略僵局。公元219年七月，刘备夺取汉中，但此时蜀汉已面临“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兵力枯竭。同年八月，关羽趁曹军主力北调之机发动襄樊战役，初期虽取得水淹七军的辉煌战果，却暴露出两大致命隐患：
两线作战的不可持续性
汉中之战与襄樊战役几乎同步进行，蜀汉兵力被分散于益州与荆州。当关羽在樊城陷入胶着时，刘备正忙于巩固汉中统治、安排人事（如封黄忠为后将军），根本无力抽调益州主力支援荆州。据《三国志》记载，此时蜀汉“士卒疲敝”，连后勤补给都需“女子当运”，遑论远征救援。
荆州战略价值的动态变化
荆州对蜀汉而言，既是《隆中对》中“北定中原”的跳板，也是与东吴联盟的缓冲带。然而，随着关羽攻势受挫，荆州从战略要地变为烫手山芋。若刘备倾全力救援，需穿越三峡天险，面对曹魏徐晃军与东吴吕蒙军的夹击，胜算微乎其微。这种“救则两败，不救则一损”的困境，迫使刘备选择战略收缩。
二、信息迷雾：东吴的封锁与刘备的认知滞后
关羽败亡的关键节点，是东吴对信息流的彻底切断。吕蒙偷袭荆州时，采用“白衣渡江”之计，伪装成商队骗过烽火台，迅速控制江陵、公安等要地。这一过程中，东吴实施了三项信息管控措施：
切断关羽与刘备的联络
吕蒙占领江陵后，释放被关羽俘获的魏军将士，同时厚待蜀军家属，导致关羽部下“兵皆解散”。此时，关羽派往益州的求救使者可能被东吴拦截，或因道路封锁无法抵达成都。据《资治通鉴》记载，直至“十二月，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刘备才得知荆州失守的消息。
制造战略误判
曹操为离间孙刘联盟，故意将孙权偷袭荆州的密信射入关羽营中。关羽见信后犹豫不决，既未立即撤军，也未加强后方防御。这种信息干扰，导致关羽错失回救荆州的最佳时机，也使刘备对战场形势产生误判。
地理阻隔与时间压力
从成都到麦城，直线距离超过800公里，且需穿越三峡险道。即使刘备在十月得知荆州危局，组织援军也需数月时间。而关羽从十月开始撤军，到十二月被俘，仅存两个月窗口期。这种时空错位，使救援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权力博弈：蜀汉内部的猜忌与制衡
关羽之死，亦折射出蜀汉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作为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的特殊地位引发多方猜忌：
刘备对关羽的警惕
关羽素来“刚而自矜”，对刘备任命的荆州守将糜芳、傅士仁态度傲慢，导致二人怀恨在心。刘备称汉中王时，封关羽为前将军，却未给予其统摄益州兵马的实权。这种“名高实低”的安排，暴露出刘备对关羽权力的制约意图。
本土派与荆州派的矛盾
蜀汉政权中，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派与以李严为代表的益州本土派存在利益冲突。关羽若成功攻占襄樊，将进一步巩固荆州派地位，威胁本土派权益。这种派系斗争，可能间接影响了对关羽的救援决策。
刘封、孟达的坐视不救
上庸守将刘封（刘备义子）与孟达拒绝支援关羽，表面是因“刚猛气盛”的刘封与关羽不和，深层则是蜀汉年轻将领对关羽“傲上”作风的反感。这种内部裂痕，加速了关羽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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