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211年—265年）作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奠基人之一，其家族在魏晋交替的权力场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位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闻名的政治家，一生共有九子二女。相较于史书对男性后裔的详尽记载，两位公主的生平虽记载简略，却暗藏魏晋门阀政治的深层逻辑。
一、京兆公主：联姻权臣的悲剧样本
京兆公主（史书未载其本名）作为司马昭与文明皇后王元姬的长女，其婚姻被司马氏家族视为巩固政治联盟的工具。她被许配给郭太后堂弟甄德（又名郭德），这位被魏明帝曹叡过继给甄黄与平原公主曹淑的宗室成员，成为司马氏与曹魏皇室残余势力联姻的关键纽带。
政治联姻的双重性：
甄德原系司马师女婿，在司马师之女去世后，司马昭将长女续嫁，既延续了司马氏与郭氏的盟友关系，又通过联姻强化对曹魏旧势力的控制。这种跨代际的婚姻安排，暴露出司马氏在篡魏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刻意经营。
干预家事的致命后果：
太康三年（282年），当司马炎欲将弟弟齐王司马攸调离权力中心时，甄德唆使妻子与妹妹常山公主入宫哭谏，触怒司马炎。晋武帝怒斥：“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人来生哭人！”甄德因此被贬为外朝官，最终抑郁而终。京兆公主的婚姻以政治联姻始，以夫君惨死终，成为权力斗争中女性牺牲品的典型。
二、常山公主：残疾贵女的婚姻困局
常山公主（史书未载其本名）作为司马昭次女，其婚姻折射出魏晋时期贵族联姻的残酷逻辑。她被许配给太原王氏核心成员王济——曹魏司徒王浑次子，这位“少有异才，风姿英爽，勇力绝人”的贵族青年，与双目失明且性格嫉妒的公主形成鲜明对比。
联姻背后的门阀博弈：
太原王氏作为北方顶级士族，与司马氏的联姻具有双重意义：对司马昭而言，这是拉拢地方豪强的政治手段；对王氏而言，这是跻身权力核心的捷径。王济凭借驸马身份官至骠骑将军，但其奢华生活（如用人奶喂乳猪宴客）引发司马炎不满，最终因与甄德同谋劝谏被贬。
残疾与嫉妒的双重枷锁：
《晋书》记载常山公主“妒忌心强”，这种性格缺陷在男权社会中成为致命弱点。王济虽重用却无深情，其46岁早逝（早于其父王浑）的结局，暗示这段婚姻始终笼罩在权力阴影之下。公主的失明与嫉妒，恰是贵族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被动地位的写照——她们的价值仅取决于家族背景，而非个人特质。
三、女性命运的深层隐喻
司马昭二女的结局，揭示了魏晋门阀政治的三大特征：
婚姻工具化：公主的婚嫁完全服务于家族政治需求，个人情感被彻底剥夺。京兆公主的两次婚姻、常山公主与残疾者的结合，均体现女性作为政治筹码的宿命。
权力脆弱性：即便贵为公主，一旦涉及皇权核心利益（如司马攸去留问题），仍难逃被牺牲的命运。甄德之死与王济被贬，暴露出司马氏家族内部对“干预家事”的零容忍。
士族联姻逻辑：太原王氏与甄氏的联姻选择，反映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的婚姻规则。常山公主的残疾未成联姻障碍，恰因士族更看重血统与政治资源。
四、历史回响：女性命运的永恒困境
当司马炎在265年篡魏建晋时，他的姑姑们已深陷权力漩涡多年。京兆公主在夫君死后孤独终老，常山公主在驸马早逝后史书无载，她们的结局与同时代其他贵族女性（如贾充之女贾南风）形成残酷对照。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公主们，用一生诠释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的终极困境——她们既是权力游戏的参与者，更是制度性压迫的承受者。
司马昭二女的故事，超越了简单的宫廷八卦范畴，成为观察魏晋政治生态的微观样本。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门阀时代来临前，她们的命运已预示了贵族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永恒悲剧：当婚姻成为政治筹码，当个人意志让位于家族利益，女性的生命便注定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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