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越南古都顺化的紫禁城内，最后一场科举会试正在进行。这场持续八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在殖民统治下迎来终章，来自全国的举子在儒学经典与法文试卷间挣扎，书写着封建王朝与殖民时代交织的特殊历史。作为全球最晚废除的科举考试，这场考试不仅标志着越南传统选官制度的终结，更折射出殖民统治下文化传承的复杂图景。
一、制度沿革：八百年科举路的最后征程
越南科举制度始于李朝太宁四年（1075年），历经陈朝、黎朝至阮朝不断完善。阮朝明命十年（1832年）引入八股文后，科举体系与清代高度趋同，形成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制度。至19世纪末，越南年均录取进士约15人，远低于中国同期规模，但科举仍是士人晋升的唯一通道。
1919年启定四年的科举考试呈现明显过渡特征：会试仍考《四书》《五经》义理，殿试却增设法文翻译与越南史题目。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尝试，暴露出殖民政府在文化控制上的矛盾心态——既需保留传统仪式维系统治合法性，又要通过西学考试培养买办阶层。当年参考的57名举子中，既有研习朱子学的老儒，也有在河内法文学校受训的新式士人。
二、考场内外：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顺化考场严格遵循明清规制：号舍按"千字文"编号，考生需通过搜身检查防止夹带，考试期间饮食由考官统一配发。但考场外的世界已天翻地覆——法国殖民政府在考场周边部署宪兵，防止"反法言论"传播；主考官由顺化朝廷大学士与印度支那总督府官员共同担任，阅卷时需同时标注法文评语。
最具争议的是殿试策论题："论法兰西共和制度与越南王道政治之异同"。这道题目要求考生既要用儒学话语维护君主制，又要用法文解释共和理念，导致多数答卷呈现荒诞的"双语拼贴"：前半段引经据典批判"以夷变夏"，后半段却用法语赞扬"文明开化"。这种精神分裂式的作答，恰是殖民时代越南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三、考生群像：末代举人的命运分野
最后一场科举的参与者构成复杂：既有像阮廷炤这样出身儒学世家的老举人（时年58岁，连续应考23次），也有如潘佩珠之侄潘周桢般的新派士人（留学法国，主张君主立宪）。更特殊的是混血考生群体——明乡人后裔陈文重以法文满分、汉文三甲的成绩通过考试，却因拒绝向殖民政府宣誓效忠而未获授官。
考试结果揭晓后，3名进士被授予"顺化朝廷参议"虚职，月薪仅相当于法属印度支那银行普通职员的三分之一。多数落第举人转向教育领域：12人进入河内师范学校任教，8人开办法文私塾，更有甚者如范五老，在西贡创办了越南首家会计事务所。这种人才分流预示着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
四、历史余响：科举废除后的文化震荡
1919年科举废除引发连锁反应：顺化孔庙当年秋季停止祭祀，32块进士题名碑被移至殖民博物馆；以汉字书写的《大南实录》编纂工作终止，转而用法文撰写《安南王国史》。但科举文化仍以变异形式存续——1922年启定帝大婚时，礼部仍按科举礼仪举行"恩荣宴"；1945年保大帝退位诏书，仍使用科举时代的"骈体文"书写。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殖民者后来发现，科举废除导致越南基层官僚体系瘫痪，不得不于1923年恢复"乡试"，改考算术、地理与法文，史称"新科举"。这种制度反复暴露出殖民统治的文化困境——当传统选才机制被连根拔起时，任何替代方案都难以填补其留下的权力真空。
越南最后一次科举犹如一扇时空之门，门内是朱子理学笼罩的贡院，门外是法兰西三色旗飘扬的殖民都市。这场考试既非纯粹的封建余晖，也非彻底的现代转型，而是传统与现代在殖民语境下的畸形嫁接。当末代进士们脱下儒服换上西装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科举功名，更是一个文明在剧变时代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至今仍在越南社会的文化记忆中隐隐作痛，提醒着人们：制度的终结从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新叙事开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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