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重新规划了一战后的远东秩序，以协约国在远东的主力日本为最大牺牲者。

　　从日本的角度看，“优等生”策略突然失灵了。

　　从中国的角度看，“流氓外交”突然显得比“绅士外交”更有效。此后十年，十九世纪的外交规范日益撕裂。中日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双重外交。

　　日本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外务省和军部的分裂，两个决策中心执行两种不同政策。中国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同一批决策者执行两种不同政策，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两种“双重外交”造成的长期后果，如果翻译成居委会大妈的白话文就是：中国不断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然后吃一次大亏，落到前功尽弃的地步，然后从头开始故伎重演。讲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哑巴亏，丧失白纸黑字的权益，弄得自己像个傻瓜。耍横的日本人一再捞到法外的利益，觉得对方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角色，“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才是最好的。

　　英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看这些不太体面的表现，觉得亚洲人就是既野蛮又狡诈，倒霉也是自作自受。

　　1922年，外务省制定《时局处理方针》：“尊重九国公约主旨，执行对华时局共同协议。”仅仅两年以后，军部就要求在直奉冲突中支持张作霖。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九一八事件，军部“隐忍”的耐性不断降低。民政党内阁倒台后，霞关(外务省所在地)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群失去观众的演员。他们的做法就是不断重提1922年的框架，一次又一次地签署新的协定。

　　这事一点难度都没有，因为只有在当事人决心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谈判才会变得棘手。

　　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至少国民政府一方没有什么认真谈判的兴趣。革命外交就是“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任何安排都是临时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帝国主义扫地出门。

　　“抗战打断了北伐后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国民党在失败以后发明的神话。无论从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看，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文件看，抗战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续，国民政府并没有“世界终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天真念头。

　　1929年4月，《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提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国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

　　日本人倒是没有制定什么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直到淞沪抗战爆发。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国军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唯一忌惮或厌恶的对象，毋宁说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战术。

　　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对英法美的修约谈判是认真对待的。对日交涉就完全两样，达不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好，因为任何协议都解决不了满蒙特殊地位问题，所以任何协议都是革命下一阶段的推翻对象，现在何必太认真呢?王正廷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态度，是以不了了之。”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悬案。

　　牛皮糖战术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日本的国际协调派和商人。1931年以前，他们说话还能管用。然而说话管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负责任的交涉对象。1928年，张学良拒绝执行父亲一年前签署的《新五路协定》。他的借口非常幼稚，说是原来的文本弄丢了。日本人没有追究，其实是因为满铁当时还很想做生意。张学良自己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得意洋洋地表示“年轻人办事也不差”。

　　1929年4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1930年7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1930年9月，辽宁省政府《禁止盗卖国家土地》规定：无论私有、官有、公有土地，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均以盗卖国土论处，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

　　这些行政命令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同时违背了条约义务和国内法律。日本人的反应是找了一批国际法专家，在报刊上论证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这一招早已在抵货运动时用过，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点效果也没有。

　　国民政府长期搞群众运动，非常清楚怎样侮弄死脑筋的对手。他们依靠党部操纵群众团体，就像地下高利贷钱庄依靠黑社会。如果发生问题，都可以算成民间组织的责任。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很快就掌握了这种艺术。他不准国民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立党部，而是另外组织了一批群众团体，例如著名的“国民外交协会”。根据马越山的记载，他对卢广绩说：“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

　　林九治郎知道“运动是总司令身边的人煽动起来的”，但是无可奈何。外交的前提是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否则就会沦为争取舆论支持的公关表演。“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到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重光葵说他“树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九一八事变是南次郎对若槻首相的公然挑战，然而下台的却是后者。日本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了位置，立刻引起了国民政府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位置。

　　张学良、蒋介石、胡汉民和汪兆铭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论证“不抵抗政策”和“国际道义”，希望给国际社会留下有利于自己的印象。他们在国外的舆论工作非常失败，几乎不逊于国内舆论工作的巨大成功，结果造成了流传至今的绥靖神话。

　　其实里顿调查团时代的国际社会与其说是绥靖日本的横暴，不如说是厌恶国民政府的小动作。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的两份备忘录很能说明问题。《满洲》备忘录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接收了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但中国从来不愿接受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中国从过去的消极抵抗发展到现在的积极抵抗，冲突日益扩大和频繁，终于在九一八全面爆发。日本违反《国联盟约》的原则，但事出有因。事件的性质是复杂的，不能解释为一国入侵其他国家。因为南满铁路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

　　《当前的中国危机与英日关系》备忘录说：中国在东北建设与南满铁路相竞争的铁路，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欺诈和野蛮是东方人的特征，英国人犯不着蹚浑水。里顿报告反对恢复东北战前状况，建议派遣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其中明显蕴涵了不相信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的意思。幸而日本人更加积极地拒绝撤军，国民政府才得以在国内舆论战当中将全部责任推给日本。

　　不过甚至晚至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在国外的舆论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英美外交官都不相信日本人有意发动战争，只有苏联心满意足地收复了北伐时代的人肉盾牌。这种内外有别的格局一直在延续，虽然成效也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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