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代帝王里，在位时间第二短的，当属朱棣的儿子，登基仅八个月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炽。

这位皇帝比较出名的，就是他的仁慈：赦免了大批永乐时代获罪的“建文遗臣”，包括方孝孺等殉难臣子们的幸存家属，都重新落实政策安排抚恤。并多次拨出专款专粮，给平民百姓发补贴。执掌天下八个月，好事做了一箩筐。确实当得起一个“仁”字。

而《明史》给他的称赞尤其高，甚至大胆假设说，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必然开创一个超越历代的伟大盛世。那些史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写，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因为，一个大明王朝的黄金时代，确是由他亲手开启：仁宣之治。

说“仁宣之治”超越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却是：这是明朝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期，明王朝完成了治国模式的一次完美升级。之后两个多世纪里，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运转，更都在“仁宣之治”确立的轨道上前行。

开启这个变革时代的，是英年早逝的明仁宗，而真正完成这个业绩的，却是他的长子：继承帝业的明宣宗朱瞻基。

一：天子崭露头角

明宣宗朱瞻基的出生很有意思，他生于洪武三十年（1398年），当夜还是燕王的祖父朱棣忽做一梦，梦见明太祖朱元璋赐予他大圭。朱棣正在梦中乐呵着，小朱瞻基呱呱坠地了，乐醒的朱棣连忙去瞧孙子，越看越喜欢，当场称赞说：“这孩子就是大明朝的福分啊！”

从此以后，对这个孙儿，朱棣一直疼爱有加。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十三岁的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成为大明王朝再一代合法继承人。太子尚健在就指定太孙，明朝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

从此以后，对朱瞻基的成长，朱棣便操碎了心， 除了学业要求外，好些教育项目，朱棣还亲力亲为，手把手带孙子锻炼：早先还是带着孙儿时常外出游猎，后来干脆带上战场，一起陪着打仗。而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学业进步极快，而且武功练得好，文化水平同样高，诗词写得好，还精通书法绘画，典型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但真正令祖父朱棣感到欣慰的，却是他十六岁那年的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令朱棣认定，这个他一直给予厚望的孙儿，果然没有变成啃书本的呆子，相反已初具独当一面的才能。

这件事，发生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著名的忽兰失温战役期间。

当时朱棣御驾亲征瓦剌，也命已是皇太孙的朱瞻基随行，继而忽兰失温血战，明军一举击溃敌军，孰料一个不留神，督战的朱瞻基遭瓦剌反扑，居然深陷重围，险些给抓了俘虏。

而年轻的朱瞻基，第一次体现出过人的能力，临阵毫不慌乱，反而镇定指挥，从容周旋，终于等来了援兵，有惊无险脱困。

在朱棣眼里，孙儿朱瞻基的这番表现，与这场胜利有着同样意义：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祖父面前完美表现了过人胆气与卓越能力。多年的苦心培育，已然开花结果。

而在常年的宫廷斗争中，朱瞻基的另一样本事，也同样悄然升级：权谋心机。要说他这本事的形成，却是实战锻炼：拜永乐年间的争太子风波所赐。

自从父亲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朱瞻基的几位叔父，就没一天消停过，尤其是二叔朱高煦，最张狂的时候，甚至还当众羞辱朱高炽，行为极其恶劣。

对于这些凶险的考验，他爹朱高炽是老实人，一度给吓出毛病：一次朱棣听信朱高煦谗言，张榜申斥朱高炽，吓得朱高炽立刻卧病不起，《明史》里记录说，脸都给吓蓝了。就是在这样的凶险环境下，年轻的朱瞻基，常挺身而出，用行动保护父亲。

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一次祭陵时，当时朱瞻基陪父亲一道，与叔叔朱高煦去祭陵，朱高炽天生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朱高煦看了就在旁边嘲笑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话说得特缺德，既笑话朱高炽，更暗含警告：大哥你留神点，摔倒了可有弟弟我呢。

但没想到，朱瞻基不紧不慢回了一句：“更有后人知警也。”这话说的更有水平：叔叔你不用管闲事了，我爹倒了还有我，照样没你什么事。朱高煦闻言当场大惊！

这个侄儿，比大哥更难惹！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故于北征归途上，明仁宗朱高炽顺利即位，谁知不到八个月，明仁宗英年早逝，局面骤然再变：受封乐安且手握重兵的朱高煦，终于露出了獠牙：老爹的反不敢造，大哥的反没来得及造，侄儿的反，说什么也要造！

所以自从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朱瞻基登基后，朱高煦就一直找茬，先狮子大开口，不断向朝廷要封赏，同时招兵买马，准备作乱。然而朱瞻基的反应，却出人意料软弱，基本是叔叔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甚至还亲笔写信，大力表扬这位气焰熏天的叔叔。

眼看朱瞻基越发软弱，朱高煦反而更来劲，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更闹出大动静：派部下枚青入京，游说名将英国公张辅，企图起兵作乱，谁知张辅不傻，立刻将枚青绑了检举揭发。这下双方摊牌，朱高煦大张旗鼓，发檄文传天下，借口朱瞻基身边的文臣夏元吉等人是“奸臣”，声称要“清君侧”，公然发动叛乱。全照着他爹朱棣“靖难”的样子学。

原来朱瞻基之前的软弱，原来是给叔叔放个圈套，目的就是放线钓鱼，是年八月，朱瞻基御驾亲征，亲率大军讨伐朱高煦，结果大军包围朱高煦老窝乐安，还没开几炮，朱高煦就全军哗变，吓得朱高煦穿一身白衣服，慌不迭的跑出来请罪。一场看似阵仗大的叛乱，就这样轻松平定。

平叛成功后的朱瞻基，后续事务更处理得聪明，只重办了六百多人，其他几万将士大多赦免。而一直和朱高煦有勾结的赵王朱高燧慌忙投诚。朱瞻基也宽大处理，除了削掉赵王兵权外，并未废除王号。如此一来，人心大定。自作死的汉王朱高煦，先被朱瞻基囚禁，谁知他还继续作死，竟在朱瞻基探视的时候耍横，气的朱瞻基忍无可忍，终于把他处死。

而对朱瞻基来说，这场轻松平定的叛乱，更好似一个特殊的舞台：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完美表演了一番自己的心机手段，整治了旧敌，更展现了威风。料理完这个麻烦，就该放手治国了。

二：反贪大风暴

比起太爷爷朱元璋来，朱瞻基运气好太多，接盘过来的，是一个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的好家业。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南方的交趾战争，从永乐年间起，总是平定完了再打，来来回回折腾多次，朱瞻基上台后二话不说，果断从安南撤军，允许安南建国，成为大明属国。这事办的对不对，到今天依然有争议。但事实却是，当时明朝迁都北京，战略重点也在南方，安南战事牵扯大批军队军费，实在拖不起了。朱瞻基的抉择从当时看，可以说是当断则断。

而且就当时明朝来说，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其实比安南的战事甚至北方的蒙古部落侵扰还要可怕：腐败。

明宣宗年间的腐败问题，严重程度不在于贪了多少钱，而是贪腐的重灾区，竟变成了朱元璋苦心设立的反贪部门：都察院。

明太祖朱元璋，深恨贪污腐败，为此设立了都察院制度。都察院的御史们，官职极小，权力极大，七品的芝麻官，在中央可以弹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败来，素来简洁高效。

但日久天长，这制度就出了问题：御史们可以查百官，可是没人来查御史，渐渐贪官们也摸清了门道，一开始还是贪官收买御史，后来竟发展成御史朝官员索贿，风气越发恶劣。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身为都察院的一号人物，到朱瞻基在位时，已经贪到地球人都知道，这人收贿赂还极讲学问，自己不出面，全由儿子刘福代理，他这儿子除了替老爹收钱外，还包揽词讼，是京城出名的“腐败经纪人”，爷俩一对活宝。

明朝的吏治状况，自然迅速恶化。当时京城的大小酒楼，生意都特别热闹，公款吃喝极其普及，宴会整夜不停，大小官员招妓做乐，甚至竞相攀比奢华，歪风邪气全国刮。就拿一度闹得焦头烂额的安南战事说，以安南叛乱者“权署安南国事”黎利自己的深情回忆：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员，人人都能清廉，我又怎么会造反呢。

于是忍够了的朱瞻基，决定下狠手了，和早先治朱高煦一样，这次还是引蛇出洞：宣德三年六月，借故贬刘观去督查河道，风声一放出来，各路御史为了邀功，纷纷上奏弹劾，这下朱瞻基顺水推舟，立刻逮捕刘观父子，然后数罪并罚，判了充军辽东。这个明朝永乐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巨贪，就此倒台。

接替刘观职务的，就是清官顾佐，事实证明朱瞻基很会看人，这位新任的顾大人，既是著名清官，更是著名狠官，行政恪尽职守，为人孤僻自傲，平日里除了工作往来外，从不和同僚交流，官场绰号“顾独坐”。堪称官场独行侠。独行侠出马，立刻横扫一片：不到一年，就撤了四十三个御史，又选拔增补了多名清廉干才，烂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机焕发，再度撑起反腐重任。

都察院靠谱了，紧接着官场大震荡，大批铁面御史们积极活动，不出几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这事的好效果，朱瞻基本人也得意，一次更给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夸耀说：“当年要是不重办刘观，官场风气哪能这么好？”

但即使这样，明宣宗还是不敢怠慢，又在制度上做了个修正：都察院选拔御史，以后要由都察院定名单，写明其具体事迹，然后交付吏部审核，一旦御史出问题，推荐人和审核人，都要一道办罪。这样一来，吏部和都察院之间，既要互相盯，出事更要连带陪绑，御史的准入标准，一下严格起来。

三：经济大改革

明宣宗重手整顿贪腐，目的不仅仅是整人，而是因为此时表面富庶的明朝，经济危机却也浮出水面。

这事说到底，还是明朝的货币制度闹的，明初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纸币（大明宝钞）并行，但纸币贬值太快，经常性通货膨胀，从朱元璋在位时期就发生，一直到宣德年间，通胀越发厉害。二是欠税问题，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一是由于江南地区税重，二是迁都北京后，运输成本增长，百姓负担加重，所以自从永乐末期开始，就经常性欠税。

当年朱元璋对付这个问题，方法是简单粗暴，但凡物价涨了，就认定是地方官有贪腐，立刻就砍一群人。闹得好些官员，一听说东西涨价了，竟吓得要上吊。

可杀来办去，就是杀不下物价。朱瞻基不杀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倚重了一位经济牛人：明初杰出经济学家夏元吉。

作为永乐年间的财政大管家，夏元吉的本事自然不凡，若不是他在后方精打细算，也撑不起永乐大帝七下西洋五征漠北的风光大业。而这次面对越发严重的物价问题，他也再出狠手：一是把食盐价格和宝钞挂钩，用盐作为纸币准备金。二是多回收宝钞，少发宝钞，第三招则配合反腐败，官员每受贿一两银子，则罚一万贯宝钞。这招有学问，明朝当时禁用金银货币，这样一罚，等于是把宝钞价格和金银挂钩。三招齐下，物价果然稳定。

而比起通货膨胀问题来，欠税问题，却更难办。这事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朱元璋当年愤恨江南人民支持张士诚，设立了重税制度。但这条“祖制”却轻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不碰解决不了问题，进退两难。

这个难办问题，并非夏元吉亲自解决，稳定物价的事，已耗尽了他人生最后的能量，他于宣德五年（1430年）过世，然而在此之前，他却已经物色到了一位解决这问题的人选：周忱。

在这之前，周忱可谓默默无闻，他永乐二年（1404年）就中了进士，但这以后，仕途就一片黯淡，虽然也做到了刑部员外郎的职务，却一直毫无建树。

没建树的直接原因，还是有人压他：夏元吉。这倒并非俩人有过节，相反夏元吉深知此人才干，但每当有升迁机会，却全被夏元吉破坏掉，理由也是一致：这个职务太平常，根本无法发挥周忱的才干。如此一来，光阴蹉跎，直到宣德年间，周忱的官职，还是原地踏步。

作为老成谋国的能臣，之前的这一切，其实也是夏元吉对周忱的考验，当看到周忱一如既往，毫无抱怨后。夏元吉终于确认：他，就是解决这个大难题的不二人选。

宣德五年（1430年），经夏元吉以及大学士杨荣的举荐，周忱获任江南巡抚，开始直面这一挑战，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到任后想尽办法，不但毫无成效，当地势豪大户还趁机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闹水灾，结果一番折腾，反而落下了个绰号：周白地。

但周忱心态好，听了绰号也不急，反而自嘲说：“今天叫我周白地，来年我叫谷满地。”相当信心十足。接下来果然如此，经过失败的周忱，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虽然祖制不能动，但具体细节可以灵活掌握。老百姓的赋税，先前分为俩块，一是应交田赋，二是运输费，也就是“损耗”，田赋既然不能减，那就在损耗上做文章，有钱的多交，没钱的少交，这样负担大大减轻，税收效率也提高。这个著名的法令，就是“平米法”。

这样一调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几年，江南地区的欠税全面交清。而后周忱再接再厉，又在正统年间，首创了“金花银”制度，也就是把应交的粮食，部分折合成银两征收，这个重要的改变，后来更变身成一个重大的改革：一条鞭法。

这几项改革一推广，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样，不但老百姓负担减轻，税收增长，周忱更从税粮中拿出多余部分，设立了“济农仓”，在他任上，“济农仓”遍布江南大地，不但用于赈济救灾，甚至商业贸易，创业贷款，都可从中告贷。而在当时明朝，这些“济农仓”更有一重大作用：几次明王朝遭遇重大变故，以至钱粮短缺时，基本都是从江南“济农仓”调钱粮补充，特别是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后，正是江南的钱粮输送，帮助明朝打赢那场卫国战争。周忱，也真正兑现了他到任的承诺：江南大地，已是一派家家户户粮满仓的繁荣景象。

周忱能办成这事，还是和本事有关，他不但眼光准，管理水平更是高，最有名的一个绝招，就是会筹算。特别是每次运送钱粮时，哪天刮风下雨，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次有官员谎称江面遇风暴翻船，企图私吞税粮，周忱立刻驳斥，说那天你说的地方是晴天，哪来的大风？办事更是高效，《明史》说他“素乐易”，也就是擅长用最简洁方法，解决最复杂问题。这位能臣宣德五年（1430年）担任江南巡抚，任职长达二十年，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在一地任职时间最久的巡抚。

也同样是在宣德年间起，“巡抚”这一早期的临时性官职，也日益常态化，成为诸多省份的固定职务。地方行政的事权因而统一，办事也日益高效起来。

四：内阁的进化

仁宣之治的另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大明朝的内阁制度。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朱棣设立了文渊阁，里面这些跑腿的“大学士”，虽然品级只有五品，干的也是秘书活，其实却开始担起丞相的职责。大明朝的内阁制度，从此开始建立。

到了明宣宗在位时期，内阁制度最重要的俩个演变，则在他手里完成：一是“置僚属”，朱瞻基在内阁增设了俩个机构：诰敕房与制敕房，而且皆设“中书舍人”，这就意味着，原先只是秘书身份的大学士们，这下也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且这些秘书班子的人选，都由大学士们选定，连执掌人事权的吏部也无权干涉。实力大大增强。

而更重要的一个变革，则是内阁有了“票拟权”，也就是国家大事，再也不是皇帝亲力亲为，相关奏折送过来，主要由内阁成员拿出批复意见，并拟定草稿送皇帝审阅，即“票拟”。这样一来，实力强大的内阁，实权彻底压倒六部，成为整个政府运转的发动机。

当然在宣德年间，“票拟权”并非内阁专有，像夏元吉，蹇义这些六部尚书们，也时常参与票拟。内阁真正垄断票拟权，还是在明宣宗过世后，当时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外加蹇义等六部老臣早已作古，内阁才真正成为“票拟”的专有者。

而在明宣宗执政时期，明朝的内阁，也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团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杨”内阁，三杨，既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重臣。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里，早期的黄淮年老退休，一度入阁的张瑛与陈山表现太差，没多久就调走，十年里始终操持国家运转的，就是这三位。

而就才能来说，“三杨”每一位单独拿出来论，未必是明代大臣里最强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极其互补：杨士奇为人宽厚，善于调处关系，而且精通谋划，属于三人里的核心人物，杨溥学问精深，操守清廉，为人低调，办事认真。是三人中的行政干才。杨荣则多谋善断，精通军务。论处理国家大事，着实各有一套本领。

而且这三位重臣，论脾气秉性，其实一度也不和谐，比如杨荣这人恃才傲物，还常收贿赂，甚至多次出言中伤杨士奇。但明宣宗有水平，多次想法调处三人关系，外加杨士奇此人很会来事，擅长调和矛盾，因此总的来说，国家大事方面，三人还算团结，好些难题面前，更是通力合作。换句话说，仁宣之治的十年，首先来自这三人的齐心协力。

五：明朝盛世粉墨登场

而就帝王心术而言，明宣宗的统治方式，也和前几代帝王大不相同：他本人就以“敬礼大臣”著称，而更大的进步是，自“仁宣之治”开始，明王朝立下规矩，除了谋反等大罪外，其他一切罪过，禁止实行连坐法令。死刑等重刑的审核也更加严格，大明王朝的司法，真正开始文明化。

而在处理群臣关系上，明宣宗更匠心独运，他常用的办法，就是写诗。喜欢把各种国家大事的观点，整理成相关诗文，臣子们不但要学习领会，更要对诗唱和，如此诗文往来，明朝早期诗歌的一大流派：台阁体诗，也因此进入繁荣期。立国后长期紧张到恐怖的君臣关系，更从此其乐融融。

而且作为一个帝王，明宣宗更有极其亲民的一面，早年祖父培育他时，就常带他访问农家，而在登基为帝后，这也成了他的习惯，甚至还多次微服私访，探访农家艰辛。也因此出台诸多惠民政策。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减轻，经济迅猛发展。

而在这诸多艰难的更革转型中，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也更加蒸蒸日上。明朝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储备增加，仅福建一个丁州府的存粮，竟然足够当地官军支用百年，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从南方推广向北。更骄人的成就是手工业，比如纺织行业，明初的时候，就连江南这样的纺织中心，也只是城里才有，而到了宣德年间，却扩展到乡镇，比如吴江县这些县城里，都有乡民从事这行业。陶瓷业也更发达，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间出产，而且瓷器产业重镇，除了传统的景德镇外，更向大江南北扩展，冶炼业的进步更惊人：宣德年间的最高铁产量，达到了8329000余斤，是永乐年间最高数值的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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