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以“贞观之治”开创大唐盛世，其虚心纳谏、开疆拓土的壮举被后世奉为明君典范。然而，这位曾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警的帝王，却在晚年陷入权力焦虑与人性弱点的泥潭，做出一系列违背初心的决策。这些行为不仅损害其个人形象，更对唐朝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一、猜忌成性：从“兼听则明”到“宁可错杀”
李世民早年以“广纳谏言”著称，魏征、房玄龄等忠臣的直言进谏成就其明君之名。但晚年，他对权力的恐惧逐渐吞噬了理性。
案例1：推倒魏征墓碑
魏征生前多次直言进谏，甚至在李世民暴怒时仍坚持劝谏。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曾亲撰碑文，称其为“朕一面镜子”。然而，当魏征推荐的杜正伦、侯君集卷入太子谋反案时，李世民却认定魏征“结党营私”，不仅砸毁墓碑，还取消了与魏征的联姻约定。此举暴露其对“忠诚”的极端不信任，将个人猜忌凌驾于政治理性之上。
案例2：逼死忠臣刘洎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时患病，宰相刘洎因一句“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被诬陷“谋执朝衡”，最终被赐自尽。刘洎之死标志着李世民从“从谏如流”彻底转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二、好大喜功：从“节俭治国”到“劳民伤财”
李世民登基初期以节俭著称，曾下令释放宫廷珍禽、裁撤冗员，与长孙皇后共织布衣。但晚年，他沉迷于修建宫殿、炫耀国力，将民生抛诸脑后。
案例1：大兴土木建行宫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以“避暑”为由，命阎立德扩建太和宫为翠微宫，后又扩建仁智宫为玉华宫。这些宫殿“十殿五门”，规模远超实际需求。为修建玉华宫，他征发数十万民夫，导致“田亩荒芜，赋税无源”。更讽刺的是，宫殿建成后，李世民因嫌弃其“过于华丽”，竟下令夷为平地重建，耗费以亿计。
案例2：远征高句丽：一场得不偿失的冒险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不顾褚遂良“气候寒冷、地势险要”的劝阻，亲征高句丽。此战虽攻占数城，但因补给困难被迫撤军，伤亡数万。为筹集军费，他加重赋税，引发“山东民变”。此役暴露其晚年战略短视，与早年“先休养生息，后开疆拓土”的稳健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三、迷信长生：从“顺其自然”到“丹药中毒”
李世民早年曾嘲笑秦始皇求仙问药，认为“生死有命，不可强求”。但晚年，他因中风病痛逐渐迷信丹药，甚至将生死寄托于方士之口。
案例1：天竺方士的“长生药”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俘获印度方士那迩娑婆寐，称其“年逾二百，精通长生术”。李世民如获至宝，命其炼制丹药。一年后，他因服用过量丹药中毒暴亡，终年五十二岁。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被丹药毒死的皇帝，他的结局为后世帝王敲响警钟。
案例2：“女主武王”的谶言屠杀
贞观年间，太白星昼现，太史占卜“女主昌”。李世民听信流言，将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名“五娘子”）以“谋反”罪名处死。李君羡之死折射出李世民对权力交接的极度焦虑，他试图通过清除“隐患”维护李唐统治，却暴露了晚年思维的混乱与偏执。
四、篡改史书：从“直书其事”到“粉饰太平”
李世民晚年干涉史官修史，试图掩盖“玄武门之变”的血腥真相，开创帝王篡改历史的先例。
案例1：强阅《起居注》
按惯例，帝王不得阅读史官记录的《起居注》。但李世民多次要求查看，并暗示房玄龄等人删减“弑兄逼父”的内容。最终，史书将李建成描绘为“昏庸无能”，李渊则沦为“被动受制”的傀儡，而李世民本人则被塑造成“被迫反击”的正义之士。
案例2：降低李渊历史地位
为突出自身功绩，李世民在修史时贬低李渊的贡献，将“统一全国”的功劳归为己有。此举虽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却导致唐朝开国史的真实性存疑，成为后世史学家诟病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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