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日本为挽救由外贸入超所造成的外汇汇价下跌低落状况，向海外输出、支付黄金，同时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控制通货发行。随着物价的低落，利润率也开始下降，一年之内工业利润率由17%直线下降至116%。实力薄弱的公司、银行开始动摇。1927年3月15日，东京的渡边银行、赤地储蓄银行被迫歇业，继而东京的中井银行于19日亦被迫歇业。东京、横滨的中小银行都濒于危机，整个金融界日趋不稳，一片恐慌。政府立即松动银根，在短期内发放大量贷款企图拯救银行，稳定金融形势，但危机继续扩大。4月初，大阪的近江等三家大银行歇业。4月21日，连有天皇存款的东京第十五银行也歇业了。4月22日、23日，全国银行及信托公司全部歇业。股票指数也急剧下跌，4月22日，所有交易所歇业。
当日本尚未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完全恢复时，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又很快波及日本。1930年春，日本开始卷入这场大危机。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仅为1929年的675%。对外贸易额，1931年6月与1929年6月相比，输出总额减少373%，输入总额下降403%。1930～1932年，日本资本剧减和倒闭的公司及银行数量，均远远超过资本增加和新设的公司及银行数量。仅在1930年，工商业公司就倒闭了823家，资本剧减的达311家。危机在农业中也蔓延深化，先是1930年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继而193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歉收，农业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自金融危机起，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日本疾速发展。首先是与国家资本相结合的大垄断银行及其势力显著发展。仅在1928年，全国就有265家银行被政府“整理”了，以至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总额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银行和第一银行。1931年和1932年，这个比重上升至40%。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促使垄断更显著地发展起来。危机期间及此后，日本的纺织业垄断于五大公司之手;制麻业则统一由安田公司垄断;水泥业垄断于两个大公司;造纸业垄断于三大公司，后又合并于三井公司;制糖业由三大公司垄断;面粉业则垄断于两大公司;煤炭业方面，三井、三菱、贝岛、古河、安川、浅野六大资本垄断了全国煤炭产量的62%，三菱、三井两财阀又占了其中的70%。除上述外，硫胺、人造丝、电力、私营铁路等方面也基本上由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集团所垄断。1929年，日本的卡特尔为21个，1930年达31个，1931年猛增至54个。在钢铁、缫丝、啤酒、汽车等工业部门和北洋渔业中，托拉斯组织也迅猛发展起来。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明治以来一直将对中国及朝鲜的扩张、掠夺作为其“富国强兵”的基础。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依赖于中国及朝鲜作为其原料基地与市场，经济危机更强化了这种依赖性。由此，日本垄断资本通过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使日本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2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在产业合理化的名义下强制推行组建卡特尔，并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针对中小企业的工业协会法，以及对出口业的出口协会法。重要产业统制法以国家权力强化大财阀对主要产业的统制力，使其发展符合军国主义的内在要求。
根据此法，1931年8月成立了重要产业统制委员会，由官僚、两院议员、垄断财阀组成。他们得到了军方的有力支持，并和军方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个委员会主导了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1928年，日本进口军需物资的费用在其外贸输入总额中占39%，1929、1930年已增至41%。日本重工业则侧重于坦克、舰船、飞机、汽车的生产及其基础的建设。1931年夏末，三菱飞机制作所完成了国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以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兵团也于1931年夏天建立。立刻能转化为炸药、毒瓦斯制造的化学工业、化肥工业、染料工业等，尽管处在危机中，仍有了很大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军事化，日本的陆、海军装备及其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促进了日本法西斯势力与军国主义的融合，导致日本法西斯势力影响、左右国家决策。源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权政治。早在1916年，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就鼓吹日本应当成为亚洲的霸主。为实现此目标，他们倡导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强权政治体制，培育国民忠君的“国体意识”，通过这样的所谓“国家改造”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的思想与东渐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为日本的法西斯思潮。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等一面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法西斯主义，一面在军队中积极进行组织活动。由于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日本一经形成，就被统治阶层与军人集团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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