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西南地区，一直有不少势力强大的土司家族。他们虽然名义上臣服中原历代王朝，但是却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宛若大帝国中的一个个独立王国。这些土司往往掌握当地的军政大权，是管辖区域内的绝对主宰，一些更加剽悍的土司甚至对中央的号令都置若罔闻。

　　比如唐朝时广西的宁氏土司，仅因韦氏家族不愿与其通婚，就杀死了这家的所有直系男丁，而韦氏家族正是女皇武则天的亲家，这些被土司处死的男丁中，就包括当时大唐的国丈，唐中宗李显的岳父——韦玄贞。连皇帝的亲家都说杀就杀，足以显出土司们的飞扬跋扈。因此，清剿土司，将土司控制的西南地区直接划归中央统治，就成了历代王朝必做的大事。

　　一、什么是改土归流?为什么要进行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就是指将土司制改为流官制，将统治权交由中央直接管辖。自秦朝以来，古代一直都是实行的郡县制，各省的官员都由中央政府选拔并任命，中央政府可以随时决定官员的去留日期和升降奖惩，这种将官员任免集于中央的做法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做大，维护一统。

　　而西南地区的土司制，恰恰就与这一原则完全相悖。在西南地区，土司世袭罔替，握有当地的军政大权，对于中央仅有定时缴纳赋税的义务，中央无权决定土司的任免和选拔。可以说，土司握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其和中央的关系与其说是符合郡县制，不如说是符合早已废除的分封制。这些土司与周朝的诸侯一样，对于天子仅仅是效忠关系，他们宛若大帝国内滴水不进的封闭王国，是旧制度的最后残余。

　　土司制度与中央集权如此格格不入，因此土司一直是历代皇帝的眼中钉，但无奈西南贫瘠，山道险峻，又布满了瘴气毒虫，武力征伐实在是成本太高，因此历代帝王，只要土司们不明面上反抗中央，也就更多是听之任之。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明朝。

　　二、明朝时的遗憾，未能完成的改土归流战争

　　明初，实行的本来也是土司制，但万历年间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彻底吓坏了明朝政府。他们终于意识到土司制度的巨大弊端以及改土归流的必要性。

　　征伐杨应龙的战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杨应龙，本是播州的土司，其继承父亲职位，是大明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从军期间，屡有战功，被封为骠骑将军，并被授予都指挥使和飞鱼服。但是大明的赏赐并没能满足杨应龙的野心，他看到四川的明军实力孱弱，由此萌发了侵占整个四川的念想。杨家作为播州世袭罔替的土司，其势力错综复杂，极为庞大，整个四川都有杨家的关系和眼线。利用祖辈积下的的财产，杨应龙不断吞并其他土司的领地，渐渐成为了当地的土霸王。

　　由于杨应龙的侵略行径，当地的土司和官员将杨应龙的恶行尽数上报给中央，明朝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下令改派流官统治播州，并让杨应龙入渝受审。杨应龙不愿束手就擒，因此立即发动了叛乱。

　　刚开始，由于明朝忙于万历朝鲜战争，因此并未派遣主力征伐杨应龙，杨因而连战连捷，大败官军，并劫掠四川、湖广各地。明朝因而大怒，正好当时在朝鲜的战争已经结束，明朝遂派遣李华龙、刘綎、陈璘等名将一同征伐，其中刘綎、陈璘都是在万历朝鲜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老将。很快，明朝大军就包围了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屯，面对明朝的精锐部队，杨应龙完全不是对手，两个月内就一败涂地。眼看败局已定，杨应龙自杀身亡，其家人被尽数俘虏，纷纷处斩。

　　击败杨应龙，让西南的土司元气大伤，明朝因而加快了改土归流的进程，但是好景不长，万历时期的明朝早已处于壮士暮年的情景，万历三大征不过是明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很快努尔哈赤造反，后金壮大，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面对内忧外患，西南的土司再次发起叛乱，明朝的改土归流不得不被迫停止。击败杨应龙的成果也因此半途而废。彻底完成改土归流的使命由此交给了接替明朝的清朝。

　　三、番薯与玉米的推广，人口暴增推动改土归流

　　虽然历代王朝都想剿灭西南的土司，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但是到了清代，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机，这个转机就是番薯与玉米的推广。

　　番薯与玉米，本是美洲的农作物，之后被欧洲人在明末时引入中国，并在清朝开始大规模推广。相比于传统谷物，番薯与玉米，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高产，亩产两三吨的番薯在现在比比皆是，玉米的亩产也达到了上千斤。二是环境适应力强，这两种作物对于土壤、水分的要求不高，过去很多不能种植谷物的土地如今也能种植这两种作物，很多之前的不毛之地如今也能产出丰厚的粮食，也能养活足量的人口。

　　到了雍正年间，在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和清朝取消人丁税的政策吸引下，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暴增，就连贵州这种当时的穷乡僻壤人口都从170万发展到了500多万，清朝的总人口更是达到了1.43亿，在随后的一百年间更是会达到4亿之众。由于人口增长太快，内地很快就到了无地可耕的地步，无数的青年人没有土地耕种，因此经常寻衅滋事，地方的动乱也此起彼伏，为了解决内地的人口危机，雍正将目光抛向了西南。

　　之前历代王朝之所以没能剿灭土司，一是因为山道险峻，瘴气毒虫。二则是那里是穷乡僻壤，产不了多少粮食。征伐西南的成本与收益完全不成正比，因此各朝各代都没能下定决心将改土归流进行到底。但是到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已是势在必行，一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人口压力。二则是番薯玉米等作物的引进使得西南地区也可成为产粮区，西南，对于朝廷，不再是穷乡僻壤，而是不可多得的沃土。因此，无论是出于转移危机，还是出于财政收益，雍正的改土归流都势在必行。西南的土司们由此迎来了他们的末日。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_图

　　四、雍正的功绩，彻底终结土司制度，真正完成了大一统

　　雍正四年，雍正和鄂尔泰开始着力推行改土归流，雍正明令：“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这段话的意思是推行改土归流，最好是用计谋将土司擒获，用大军近剿是下策，令土司心甘情愿的投降是上策，强行让其投降是下策。治理苗人，应该恩威并施。在雍正的决心之下，云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土司纷纷主动归降，只有少数几个土司不自量力，向中央挑战，比如广顺长寨土司，但是其很快遭到了清军毁灭性的打击，清朝随后在此处设置了长寨厅，也就是今日的长寨县。

　　无论是负隅顽抗，还是软磨硬泡，土司们终究没能阻挡历史的潮流，纷纷倒在了清军的铁蹄之下。仅仅数年，大部分的土司就丧失了统治权，清朝政府随后立即派遣流官接替土司进行统治，并在原土司统治区设置郡县。之后，清朝政府又丈量土地，清查户口，废除了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实行与内地相同的税赋制度，不过考虑到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当地居民上缴的数额要少于内地。

　　在雍正的努力下，尾大不掉近千年的土司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从此，西南边疆再也不是半独立的区域，而是完全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统治的省份。由此也彻底完成了秦始皇的理想，完成了真正的、彻底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并让后任统治者们代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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