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三月十九，崇祯在煤山自缢身亡。两天后，这具披头散发、只有一只脚穿着袜子的尸首被农民军找到，草草塞进东华门外一副原本用来安葬穷苦人家的薄皮柳木棺中。
刚刚亡国丧君的大明臣子们面对崇祯的遗体，其表现耐人寻味：痛哭得以头抢地者一人;哭拜者30人;礼节性拜了几拜而无泪可洒者60人;其余则“睥睨过之”。在占大多数的“睥睨过之”者中，最过分的当数一个叫周钟的庶吉士。此人数次从崇祯的遗体前经过，不仅不拜不哭，竟然连马也不下。
庶吉士属于翰林院，品级不算高，却是皇帝近侍，照理说和崇祯的关系应该有些亲密，可周钟的表现不仅令当时的士子齿冷，也令后人摇头。周钟生长于人文荟萃的江南，从小就被视为才子。复社是晚明才子济济的大社团，周钟就曾是复社社长，即当时江南的文坛领袖。照理说，饱读圣贤之书，以儒家道统为行事准则的才子，应该比普通臣子更多一份忠诚。但在周钟身上，却恰好相反。
周钟在当时名气很大，连李自成的智囊牛金星对他也仰慕已久，当一批故明高官削尖脑袋想在李自成新政权中混个一官半职时，牛金星主动向李自成推荐了周钟。牛金星为了给新政权制造舆论，令周钟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士见危授命论》，牛揽卷读之，大为赞叹，周钟也到处吹嘘，牛老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啊。另一篇则是给李自成上的劝进表，周钟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这个两个月前还被官府通缉、被称为流贼的农民领袖，其文治武功已经超越了尧、舜、商汤和周武王;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两个月前自己还叩头口称圣上的崇祯乃是独夫。
有人对周钟说，李自成杀人太多，恐怕难以成事。周钟轻描淡写地说，当年，咱们的太祖不也是一样吗?这种处处维护新政权的自觉行为，自然很能搔到新政权要员们的痒处。周钟在新政权中的如鱼得水，引来了旧日同僚们的艳羡和模仿。另一位才子，翰林院检讨官梁兆阳在觐见李自成时，迫不及待地称尸骨未寒的崇祯“刚愎自用，故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至于李自成这个不修边幅的粗豪汉子，梁当众吹捧说汤武和李自成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虽然那些在崇祯自缢后，也跟着举家自杀的臣子并不值得效仿，但像周钟们那样猴急地诋毁旧主子而欲讨新主子欢心的做法，确实让人替这些才子们感到惋惜。
北京城的无行才子举措若此，远在千里之外的陪都南京的才子，也相差无几。
著名戏曲家阮大铖早年曾是魏忠贤的小兄弟，因而被东林党人狠咬不放，罢官多年。当大明倾覆，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建立南明偏安小朝廷时，由于好友力荐，阮大铖得以出来做官。值此金瓯残缺、君父横死的国难之际，新上台的阮大铖要干的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打击报复东林党人及其子弟。于是乎，拥有半壁江山的弘光政权在这种内耗之下，竟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即宣告倒台。这其中，无行才子们的折腾功不可没—得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清军真应该感谢他们。南京陷落后，阮大铖向清军投降。
晚明时，中国并不缺才华与机智，缺的是高屋建瓴地为国谋、为天下谋的大才华与大机智。在利益的笑脸与杀戮的屠刀这种新政权高压下，小才华与小机智不但与救亡图存毫不相干，反而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在自已的官位、私欲之上，甚至，它还加速了残汤剩水的南明小王朝的覆灭。从周钟到阮大铖，他们都是晚明最杰出的才子，但这些才子都是有毒的花，类似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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