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煤山自缢后，等有一些“风声”传到南京已经是十几天后的事了，南京还搞了“誓师勤王”的仪式，这表明当时南京方面得到的信息存在着严重的延迟。崇祯帝是在4月25日驾崩的，5月5号勤王之师刚过长江就停止了前进，因为有进一步的消息传来。然而对于消息的准确性和来源的可靠性，南京方面还是保持怀疑的警惕态度。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廿九日丁巳，淮上始传京师陷，众犹疑信相半。”

　　直到此时，众人也只是闻听国都已经陷于贼手，对于国君处境还是不知情。又过了十天左右才有关于崇祯已殉国的准确消息传来：

　　丁卯(5月15日)。京营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抚路振飞以大行之丧。振飞集士民告以大故。(《国榷》)

　　又过了好几天这一消息才被送到南京高层，关于准确时间各方史料记载存在一些出入，根据顾炎武的说法是5月17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圣安皇帝本纪》)而《国榷》中的记载则是5月18日，“先帝凶问至南京”，前后相差一天。

　　南京方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对这一重大变故进行核实。一直等到5月30号，南京官方才最终确认了这一噩耗，随即兵部尚书史可法召集众位同僚商量对策。(“北信报确，史可法约众大臣出议”——《明季南略》)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天大的变故，做为留都的南京方面最终确认，已经距离事发过去了一月有余。即使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信息传播速度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迅速，这一延后的时间跨度也是不太正常的。

　　明代的驿递机构分为三种：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递运所主要负责运送物资和使客，急递铺专门递送公文，驿站则负责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物资等。到明中叶，急递铺慢慢废弃不用，递送公文的任务改由驿站承担，同时不少递送所也并入了驿站。国君驾崩这样重大的消息，如果用当时最高等级的传驿速度来计算的话，南京和北京相距一千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消息应该三至五天就能传达到。

　　专制集权体制之下“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待到南京方面确定崇祯已死的消息后，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议题便是选定一位新的君主。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第一方案也是最佳和最简明的方案，当然是由崇祯的儿子来继承大统。“甲申之变”时崇祯诸皇子中，尚在人世的有三位，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然而，这三人在北京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之后就已经下落不明。

　　既然崇祯诸子全无下落，那么只能考虑从明朝皇室的近支藩王中选择。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又紧急，可供选择的范围也有限，无非从南逃到淮安的诸位藩王中挑选一个。

　　早在京师陷落之前，各宗藩就已经纷纷选择南逃了。到4月27日，也就是崇祯在煤山自缢后刚两天，就已经有四位亲王到达了淮安。分别是封地在开封的周王、卫辉的潞王、汝宁的崇王和最为落魄的福王。

　　虽然同为流亡，但其他藩王都还保持着起码的王公派头，唯独福王倒像个叫花子一般流离漂泊。据当时所见者对福王形象的描述：“葛巾蔽袍而已”，堂堂亲王的落魄可见一斑。实际上福王一家也是明皇室近支亲王中最早落难的，老福王朱常洵死得也很惨。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城，杀朱常洵和梅花鹿一起烹煮做下酒菜，还取了个名头叫“福禄宴”。

　　当时在南京城里的主流声音，“大臣多意在潞王”，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东林党人都有意让潞王继位。首先提出这个倡议的就是钱谦益，做为当时南京城中东林党的魁首，他的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最为关键的是首席大臣史可法也倾向于潞王，但史可法也有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潞王伦稍疏”，“亲且近莫如福王”。按照封建礼法的继承权原则，血缘关系的亲疏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为何做为南京政坛主流声音的东林党人和史可法都更倾向于潞王呢?

　　史可法在给时任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回信中所作的解释是福王失德，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以此认为福王难主天下。而“潞王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这也是以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为首的东林党的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贤愚的标准要比伦序来得重要。若果真如此，那么在我等看来也无不可，然而潞王朱常淓“素有贤名”的说法恐怕我们还要打个问号。

　　福王是个戏迷，而潞王好古玩，“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南渡录》)二人相比同为顽固子弟，公子哥做派不相上下，很难说谁贤谁愚。当时的太常少卿张希夏，就在私下里和《南渡录》的作者李清说起过他对潞王的印象，认为：“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更有人认为，潞王和钱谦益这对组合与福王、马士英这对组合本质上不会有什么差别。(“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败坏与马士英何异!”)

　　也就是说所谓“潞王素有贤名”之说以及贬低福王的“七不可”，极有可能是东林党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舆论宣传。那么这其中又有何内情呢?

　　要把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我们不得不让目光做一次时空上的跨越落到万历年间的所谓“国本之争”的一系列事件上。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朱翊钧在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的时候，没控制住荷尔蒙的冲动，“私幸”了一名宫女王氏，使其怀有身孕。次年六月神宗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恭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洛，也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

　　朱常洛

　　等到朱常洛已经长到十九岁了，万历皇帝却还是迟迟不肯将他立为太子。此中原由，最为关键的是万历心中对太子的人选另有所属。那就是他最宠爱的郑贵妃为他所生的一位皇子，也就是后来的老福王朱常洵。由此便引发了万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国本之争”。

　　经过满朝大臣高举礼法伦序的大旗往复相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包括朱常洵在内的其余四子封为亲王。后来其他几位亲王均按照祖制到封属藩国就食，唯独把福王留在身边。这是不符合规矩的，按照明朝礼法，亲王成年后必须到封地居住，而且无宣召不得入京。围绕这一问题，大臣和万历皇帝之间又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拉锯战。最终万历不得不妥协，1614年三月，福王离京就藩于洛阳。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东林党人之所以非要弃福王而意潞王，比起更像是无稽之谈的“潞王素有贤名”，不妨说是因为害怕福王若上台，遥想起当年“国本之争”的恩怨，来个秋后算账。

　　然而现在的东林党人又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当年自己可是高举礼法伦序的旗帜逼迫万历皇帝放弃册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心思的。如今他们等于将自己放置在了“国本之争”时自己立场的反面，这样一来可谓骑虎难下。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最后福王成功“逆袭”，马士英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士英这类人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心心念念的乃是“定策之功”。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载了一种说法，称马士英最初其实也是奔着潞王而来的：

　　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发一日，且渡江，乃奉福王登舟，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兵护行。

　　请注意“以兵护行”四字，这也是马士英手中最重要的筹码。马士英虽然身居凤阳总督之职，不在南京政治层的核心。但他争取到了驻扎在江北明军主力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人的支持。顾炎武在《圣安皇帝本纪》中也同样提到：

　　时士英握有兵权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

　　在这样一个局面和既成事实面前，哪怕掌控南京主流舆论的东林党也不得不选择妥协，笔杆子毕竟硬不过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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