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也就是有名的木匠皇帝朱由校，史称天启皇帝，历来被视为昏君的典型代表。他被视为昏君的“罪证”，一是他在位期间沉迷木匠手艺，荒废朝政，二是他宠信重用魏忠贤，残害忠良。清朝大学士张廷玉在《明史》中，把天启皇帝批的一钱不值，称他庸懦无能，宠信奸佞，“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直接把明朝灭亡的大帽子扣在他身上，成为后人唾骂对象。
在人们的印象中，天启皇帝在位期间，除了埋头做木匠手艺，其他一概不管不问，完全被魏忠贤玩弄于股掌之间，听任魏忠贤胡作非为。其实这种印象与史实大相径庭。由于天启在位期间，以清流自命的东林人士倒了大霉，被压制的抬不起头来，因此对天启和魏忠贤都极为不满。东林人士不乏大学者大文人，在著书立说之时，往往对天启有意加以抹黑丑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其实有三件事足以证实，天启虽谈不上明君，但也绝不是昏君。
第一件事，是他能善待亲人师友。自古都说“天家无亲”，由于皇权高度的排他性，使得即使是李世民、康熙皇帝这样公认的圣主明君，都会对自己的兄弟儿女痛下杀手，冷血无情。而天启皇帝被视为商纣王一样的暴君，却对自己的亲人始终亲善有加。即使对最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弟弟崇祯，也是毫无猜忌之心。他登基时，对弟弟说的那句“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堪称古代帝王中难得一见的温情一瞬。
天启皇帝对皇后张嫣并不喜爱，但却从未考虑过贬谪张嫣另立皇后的念头。直到他病死，张嫣的后宫之主地位都没有丝毫撼动。天启皇帝很小就失去母亲，由乳母客氏一手带大，天启对客氏也始终满怀尊崇眷恋。当然客氏为人也是恶评如潮，但仅从感情道义的角度出发，他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乳母也是人，当初抛弃自己的亲骨肉，把皇帝一手带大，受到厚待也属应该。像通常惯例那样，乳母带大皇子后立即被驱逐出宫，那才是真正的无情无义，灭绝人性。
第二件事，是他目光如炬，能清楚认识到朝局症结所在。明朝末年的大患，正如后来的康熙皇帝所说，“明之国事，全由言官所坏”。朝廷的言官和大臣，对于实际问题毫无解决之策，却热衷于空发议论，互相指责攻击，每临大事束手无策，但凡有勇于任事之人出头做事，立即遭到铺天盖地的攻击，导致朝廷机器效率极为低下，几乎到了一事无成的地步。
早在天启二年，年方十六的天启皇帝，就多次下旨，对言官大臣们的这种恶习进行痛斥，认为他们“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肆行狂躁，嚣讼弗已，全无恢复奇谋”，可谓一针见血，认为这些人的议论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并明确提出，要求大臣“着实整理，毋事空言”，不要光说没用的大话空话。可惜大臣们置若罔闻，依旧如故。魏忠贤的上台，实属皇帝的无奈之举。大臣们靠不住又不听话，朝廷机器几乎失控，皇帝只能培养扶植自己的一套人马了。
第三件事，是天启皇帝颇有军事战略眼光。当时明朝大敌努尔哈赤的老巢旁边，有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的一个根据地。如果操控运用得法，可以发挥对后金很大的牵制作用。在朝廷大臣对毛文龙漠不关心之际，天启皇帝却意识到毛文龙的重要作用，多次下旨嘉奖毛文龙，“复辽之基，端在斯乎”，要求朝廷积极予以支持配合。
更为惊人的是，他很早就准确预言到清朝的进攻线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对明朝的进攻方向一直集中在辽东山海关一带。辽东也成为明朝防御重心。但从崇祯二年开始，清军转移突破口，绕道山西内蒙一带，选择明军防守薄弱之处突破长城。早在天启四年，天启皇帝就下旨提醒朝臣，清军可能“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并指示兵部立即拿出方案，要求他们“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各关口守将，都要昼夜严加提防，仔细盘查进出入人等，并让兵部户部加紧备办钱粮器械。要远见有远见，要态度有态度，要措施有措施，实在看不出哪里像昏君。
魏忠贤上台后，从始至终都只是皇帝手里一颗棋子，天启皇帝只是在利用他压制桀骜不驯的文臣集团，把他作为办理朝政的一条快捷通道。当然魏忠贤本性是个小人，得势之后也干了不少坏事。但皇权却始终高高在上，对天启而言魏忠贤完全是一条驯顺的狗，对皇权没有任何威胁。可惜崇祯不明此理，把魏忠贤杀掉，也没有扶植起自己的亲信心腹，最后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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