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变法无疑是失败的，可在当时，人们的看法却恰好相反，所有人都认为变法已经成功了。当时王安石变法图强，事情确实做了不少，法也变了很多，国家财政也足以支持与西夏连年征战，冗兵也裁撤了几十万，还实行了《将兵法》，整顿出了不少系将禁军。
这样来看的话，大宋的强盛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啊，可最后为何没能出现这个盛世呢?其实说来也简单，这次变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将兵法》只是强健了西军，并没有解决开封禁军和河北禁军衰弱的问题。
这次变法的实施，可以说起因就是西夏建国。而西夏之所以可以建立，归根结底还是檀渊之盟后宋朝的禁军多年没有经历战火洗礼，战斗力薄弱，屡次败于刚在李元昊带领下兴起的党项。而要解决兵弱这一难题，其改革的重点无疑应该在军事上，而军事改革的重点，自然应该着力于选将、募兵、练兵、制造器械这些事情上。
而这其中又以选将和募兵、练兵最为紧要。可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恰恰不是以这些为核心，而是以理财为核心的，在通过各种开源节流的改革手段改善了财政状况之后，并没有将大量的财力投入到新军的组建上去，对原有禁军、厢军的整理也只做了一半，裁掉了一些冗军，设置了一些编制较大的“将”，废了折腾军将的《更戍法》。
但是对西军以外的各禁军并没有进行真正有效的整理和训练，也没有改变“将从中御”和“发兵、统兵、调兵、监军”等多方面管理，从而削弱将帅指挥权的制度。这种外强中虚的军事布局，是绝对不利于任何朝廷统治的。
《将兵法》实行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要如何消除西军作乱的隐患，其方法只有两个：瓦解西军;在开封府练新军。
哪个更为合理一些呢?自然是第二个，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朝廷就有了两支可以战斗的军队，在东西两线形成支援呼应。可北宋却愚蠢地选择了第一个。
其实从刚开始，北宋就选择了第一个。当时因为打击西夏的需要，他们将西军稍微开了个口子，形成了一个“军事特区”，这才有了后来压着西夏打的“新政成果”。不过即便如此，皇帝也没有放松对西军的控制和削弱。
西军的军权其实也被拆得很散了，文臣阃(kǔn )帅(地方上的军事统帅)掌握调兵之权，西军将门(世代为将的人家)握有统兵权，另外还有宫中派出，代表皇帝的宦官，比如李宪、秦翰、李舜举，还有后来的童贯等人，互相监督，互相扯皮，互相拖后腿，将就着和西夏打仗。反正是绝对不会来个登台拜将，将西军大权集中在谁手里的。
然而跟一个国家西夏打仗，恰恰在某个时间段为了获得更好的战果，就需要大权临时集中。另外，就算你要派人过来监督，这个人好歹要懂军事啊，可你看大宋派过去的这些个文人里，有几个是懂军事的?
当然了，要想消灭西军独大的隐患，最根本还是要中央军够强，那就编练新军。
同样的，为了想要有所成效，必须授大臣以重权，选将、募兵、制器、训练，诸事皆由一人管理或是一个部门管理，事情方可成功。可是这样的话，受命编练新军的大臣或官衙，又不免权责太重了。而我朝的官员，又大多长与深宫，不谙兵事，而且，开封禁军的大权，内官是不能染指的，以免重蹈昔日唐朝神策军的覆辙。
既然交给谁都不放心，那就皇帝自己掌权。
可结果北宋的皇帝，自己不懂而且又不愿意去学，交给别人又不放心，也就只能什么都不做，继续混日子了。可问题是，你混日子，人家蛮夷可没停歇，时刻都在想着打进来抢劫，因为发财最快的就是抢劫和殖民了。
如此这般，焉能不败?焉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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