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0年，楚国进攻绞国，在征途中，楚军渡过彭水(湖北南河)。罗国(熊姓国，在今湖北宜城县西)特意派大夫前往彭水打探军情，把楚军人数来来回回数了三遍。

　　公元前699年，楚国又去进攻罗国，因为之前多次出兵得胜，屈瑕显得趾高气扬。大夫斗伯比前去送行，看到这种情况，说：“莫敖此行必败，他走路时，脚趾都抬得高高的，说明他心浮气躁。”

　　送行回来，斗伯比马上建议楚武王：“一定要增兵!”楚武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拒绝了斗伯比。

　　下朝回宫后，楚武王又把这事告诉夫人邓曼。邓曼却心细如发，对楚武王说：“大夫的意思不是要增兵，而是劝君王要以信用来安抚百姓，以德行训诫官员，而以刑罚来警戒莫敖。莫敖因蒲骚之役的胜利而骄傲，自以为是而小看罗国。您若是不加督责，他对敌人就会不加防范了吧。”楚武王听了，猛然警醒：战爭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轻敌!他立刻派人前往追赶屈瑕，结果没能追上。

　　楚军达到罗国后，屈瑕在军中下令：“敢进谏的一率受刑!”楚军在渡过漹水时，屈瑕根本就不设防，任凭军队次序混乱地过河。这时，早有准备的罗国联合卢戎(南蛮国，位于湖北南漳县东北)两边夹击楚军，楚军大败。

　　战败回国后，莫敖屈瑕在楚国荒谷(湖北江陵县东南)自缢而死，其他将领则自囚在冶父(湖北江陵县东南)，战战兢兢地听候楚武王处置。

　　见到这些楚军将领，楚武王却显得极为自责，沉痛地说：“这都是我的过错。”

　　此次出征伐罗之前，楚武王两次接到斗伯比和夫人邓曼的警告，明知事将不妙，却抱侥幸心理没有召回屈瑕，促成了这次惨败。因此，楚武王认为这次是自己的用人失误，与出征的将领无关。所以，他把这些将领们都赦免，无罪释放了。

　　楚武王时期楚国的这场败战，充分体现出楚国法度之严。

　　战败之后，莫敖屈瑕作为第一责任人，自知罪责难逃，居然连楚武王面都不敢见，直接就上吊自杀了!战败即死，足见楚之法度!

　　然而，楚武王执法虽然严苛，但如果自身管理出了纰漏，他也不会掩饰。

　　作为“带头大哥”，如果只会一味地将责任推给下属，必然无法得到下属的真心拥戴。在反思夏商历史时，《左传》中有这么一段精辟评语：“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夏禹、商汤在发生灾祸时责难自己，所以夏、商二朝能蓬勃兴起;夏桀、商纣在遭遇灾祸时都怪罪别人，所以他们很快就灭亡了。”虽然夏商二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夏桀与商纣，但他们作为管理者在管理上的失责，无疑加速了这两个朝代的堕落。

　　同样，楚国兴起与楚武王的管理也密不可分。

　　讨伐罗国战败，虽然是具体执行人莫敖屈瑕出错，但在楚武王得到警告的前提下，未能及时阻止此次失败的发生，其管理责任也不在小。如果他能坚持将莫敖屈瑕追回，这场失利就不会发生了。很多管理者面对这种情况时，为避免在众人面前出丑，都会直接追责属下、惩罚出错的下属，却对自身管理责任避而不谈。可楚武王却不一样，他不但公开承认自己管理上犯了错，还将这些打了败战的将领们都赦免了。如此一来，不但这批将领会对他更加忠心，那些劝谏他的大臣也知道劝谏能起作用，今后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朝政。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带兵攻打随国，但在征途中突然病死。楚国令尹斗祁、莫敖屈重深知楚武王遗愿，并没有班师回朝。为达成楚武王征服随国遗愿，他们命令楚军在溠水上架桥，修筑营垒，直逼随国城下，迫使随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才回师发丧!

　　正是因为楚武王能够“罪己”，他手下的大臣们才会对他更为忠心，即便是他死后，也能替他完成未了心愿!这就是楚武王“罪己”的功劳，也是他能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可惜的是，楚武王的执法如山传统在楚国得以流传下去，但是他敢于“罪己”的精神，后代却学得不精。

　　公元前676年，巴国人攻入了楚地那处(湖北荆门市东南)。那处守军寡不敌众，支撑不住，被巴国人攻破了城池。那处县尹阎敖见情势危急，匆忙跳入涌水之中，靠游泳逃亡才捡回了一条性命。攻下那处后，巴国人又趁势掩杀，一度攻打到楚国都城门下!

　　楚文王见阎敖战败而归，还被敌人追打到国都，气愤万分。

　　楚国军法，战败必死!

　　这可是楚武王时期就留下的法度，谁都不可法外施恩。于是，正在气头上的楚文平二话不说，立刻就把阎敖给杀了!

　　可是，楚文王杀死阎敖，瞬间就引起楚国上下一片哗然，尤其是阎敖的族人，更是大呼不服。为什么楚文王此举会遭遇如此多的反对声音?难道楚国政坛已失去了法治精神?

　　其实，楚国人不服的原因，不是不服法度，而是因为那处之败的根源就在于楚文王本人。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攻打南申国，巴国作为楚国同盟，一起参加。但在作战过程中，楚文王却侮辱巴国人(《左传》原文为“惊其师”，陶洪庆先生以为“惊”、“警”相通，即戮辱巴国军队以警惧之。杨伯峻先生原注说是阎敖“警”其师，但从《左传》上下文判断，应该是楚文王所为。)，巴国人因此大为不满，从此背叛了楚国。

　　在楚武王时期的忠实同盟，突起叛心，发兵攻破那处，阎敖固然有失守之罪。但是，造成巴国人突然背叛的根源，还是在楚文王本人。作为楚国“带头大哥”，得罪了楚武王时期的亲密盟友，将盟友变成了敌人，楚文王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

　　如果是楚武王，他必定会承担起这一责任，放过战败的阎敖。但楚文王却不愿在众人面前坦诚自己的失职，所以他把那处失守的责任完全推到了阎敖身上，杀死了阎敖。这就是楚武王与楚文王的差距所在：楚武王在战败之后，能够罪己，所以即便他死于征途，下属仍然忠心地替他完成了征服随国的遗愿;楚文王在战败之后，却只想到罪人，杀死阎敖，如此处置失当，自然就引发属下的强烈不满。

　　阎敖被杀，阎敖族人们都愤恨不平，纷纷起来造反。公元前676年冬，巴国人看到楚人起了内乱，趁机再次攻入楚国。

　　公元前675年春，见事态愈演愈烈，楚文王亲自带兵去抗击敌人，却在津地(湖北江陵县南)被巴国人打败!楚文王亲自率军出征依然大败，足见巴国人战斗力之强悍。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阎敖被处死确实有些冤，难怪阎敖族人会如此不服气了。

　　阎敖打败仗被处死，如今楚文王亲自出征也打了败战，又该如何处置?

　　看到楚文王败退回城，都城看门官鬻拳大义凛然地拒绝打开城门——楚国军法，战败必死;楚王打了败战，怎么就可安然回城?那样何以服众?

　　被鬻拳这么一激，楚文王顿时觉得没脸回国。于是，他转身就带着军队就去攻打黄国。在黄国的碏陵(河南潢川西南)，楚军大败黄国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后，楚文王然后才率军队回国。

　　然而，由于连日征战，当军队走到湫地(湖北钟祥北)时，劳累过度的楚文王染上了重疾。这年6月，心力俱竭的楚文王终于扛不住病魔折磨，死在了卧榻之上。

　　这就是楚国一场败战给后人所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楚武王能够“罪己”，所以即便他死于征途，下属仍忠实地替他完成了征服随国的遗愿;楚文王只想“罪人”，却引发族人反叛，最终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古往今来的管理者中，“罪人”容易，但能学会“罪己”的，却是少之又少。所以，成功的“带头大哥”，往往都是百里挑一。

　　反思楚文王之死，根源还是在于楚武王立下的法度：战败必死!所以说，楚国严苛的法度，正是楚文王之死的祸根。然而，楚文王之死又是他自身造成：如果他能像楚武王一样敢于“罪己”，而不是一味归罪于阎敖，也许他就不至于走上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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