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苏联的经济历史遗留问题的改革从没有间断过。改革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使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个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革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利润对企业领导和工人的物质刺激作用。其实质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有限地利用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这个改革在当时曾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达到了鼎盛期。
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对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式的经济管理体制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没有能够解决苏联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这一实质性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日益暴露。究其原因：其一，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缺乏认识;其二，“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断，官僚主义、平均主义严重。
经济数据
勃列日涅夫任职前期，苏联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而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则持续下降。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高于同期美国的发展速度，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196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62%，到1975年提高到相当于美国的67%，增长1.44倍。而同期的工业产值比则从65%提高到80%，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自从1979年开始农业连年减产，农业产值1979、1980和1981年分别下降3.1%、2.5%和1.9%，农业不振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特别是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此外，苏联已有20余种重要产品雄居世界之首。
正是在这段时期里，苏联的经济实力翻了一番，苏美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段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1965年苏联国家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6.5卢布，1981年则提高到172.7卢布;1965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劳动报酬为51.3卢布，1981年提高到120.6卢布。此外，苏联人均居住面积由1965年的10平方米，提高到1981年的13平方米。
经济建设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气为重点来决策国内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苏尔古特等大油气田，1974年苏联的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有3100公里通车，油气可以沿这条铁路线西去俄罗斯欧洲部分、东欧国家和西欧，东去太平洋。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使得苏联赚到大量财富，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宣布降低物价。
1967年11月，他首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1977年，他进一步阐述说，“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这个社会的宗旨是“依靠强大的先进工业，依靠大规模的高度机械化农业，把越来越充分地满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标。”
此外，勃列日涅夫认为“发展重工业，过去和现在都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不变原则”，是完成一切国民经济任务的前提。为此，他把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
政治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政治上强调稳定，因此对多个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重新确立党高于一切的原则，以保持个人统治的稳定性。
1965年6月，勃列日涅夫取消了经济行政区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成立了全苏和加盟共和国各部。1966年苏共23大，将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设中央总书记来代替中央第一书记，恢复了苏共19大以前中央领导机构及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称谓。
勃列日涅夫还延续了官僚们以往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自传》)，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干部轮换制被取消，使得领导体制僵化和干部队伍老化。这个时期苏联各级领导班子变动极小，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这段时期，还增加了许多新的管理机构，机构扩充明显，办公人员增多;苏联社会贪污腐败的深度、广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是斯大林时代腐败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败的统治下，“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的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此外，勃列日涅夫带头以权谋私大搞裙带之风，使得利益集团迅速发展，包括部门、地区型的利益集团;帮派型的利益集团，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特权阶层利益集团。
勃列日涅夫在20世纪60年代执政最初的几年，依旧强调集体领导，领导核心相对稳定。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勃列日涅夫开始加强个人权力，逐步废除集体领导原则，他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这些人经常插手政府事务和过问外交工作;苏联部长会议讨论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指标，打破先例由他个人签署公布;勃氏还改变了过去与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共同参加重大活动的做法，独自一人观看并检阅苏军的演习，加强在军中的个人威信;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还兼任国防会议主席)，独揽了党、政、军最高领导权力，集体领导最终解体。此外，勃列日涅夫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自己的功绩，他的名字、照片、语录充斥苏联各种报刊。
另外，在其任内，对斯大林的评价也逐渐肯定了一些，允许在宣传和文艺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并在斯大林的墓前设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称颂“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了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在动员苏联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社会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主要的消费品长期短缺;苏联拥有当时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粮食却连年欠收，不得不花大笔外汇进口粮食;苏联的宇宙飞船可以到达月球和火星，汽车却故障频出且耗油惊人;许多苏联百姓家里的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却开始深入苏联普通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迪斯科、爵士乐等西方文化成为年轻人的时尚，一度根绝的吸毒现象开始风靡一时。据统计，在当时的苏联，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7]
军事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强调发展战略核武器和远洋海军是苏联军事工业发展的重点。在上述方针指导下，苏联军费逐年增加，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加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即3.75倍。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约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
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逐步改变了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海军在由近海防御舰队扩建为一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战略核武器方面，拥有洲际弹道导弹1300枚，首次超过了美国1054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70年代初，美苏军事力量基本达到均衡，此后日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这样，苏联只花了不足10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均势地位，步入超级大国行列。苏美在军事力量上的势均力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争霸。
尽管勃列日涅夫后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等缓和军备竞赛的协议。然而两国关系却没有就此走上缓和轨道，反而由于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悍然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而陷入了全面对抗。而正是勃氏发动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最终耗尽了苏联的发展动力。
外交
有限主权
在勃日列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演变成霸权主义。苏联不但把自己推行社会主义的模式推荐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干涉别国内政，还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推行这种干涉。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不久勃列日涅夫就推出了有限主权论，为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作辩护。他认为，当国内外社会主义敌人直接行动威胁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时候，就要以“军事方式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这种威胁的行动”。1970年6月，勃列日涅夫对苏联选民讲话时说：“苏联是个位于欧洲和亚洲广阔区域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使我国的对外活动负有特殊的责任。而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一责任”。
勃列日涅夫任职期间，在有限主权论的指导下，苏联对外进行了一系列的势力范围扩张活动，包括：1969年3月和8月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地区，1979年12月出兵入侵阿富汗等等步骤。勃列日涅夫所推行的霸权主义招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罗马尼亚、中国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批判。
缓和战略
1969年，勃列日涅夫为了摆脱“布拉格之春”事件给苏联外交带来的困境，初步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设想和主张。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了6点“和平纲领”，并宣布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的首位”。
在“缓和”政策正式确立之后，苏联利用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兴起及西方发生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有利于苏联机会，大搞“缓和”外交，不但顺利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欧洲边界问题和柏林问题，还成功组织召开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形成的“赫尔辛基精神”更是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取得的巅峰之作。
“缓和”政策实施的原因有：第一，苏联经济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由于粗放式的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速，苏联领导层认识到“效益和质量”重要性，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达到引进西方技术与资金的目的。第二，苏联在东欧的权利并不被西方国家所承认，而东欧问题一日不解决，苏联西方的威胁就一日不会消失，而通过“缓和”的外交政策达成法律上的欧洲战后现状不可改变无疑将是苏联所乐见的。第三，美国已经准备从越南脱身了，不过骄傲的牛仔希望能体面的从越南撤出，而这需要苏联这个对越南有着巨大影响的国家帮助。第四，苏联自古巴导弹危机中失败之后，就认识到美国在军事力量上对苏联的绝对优势，信仰“拳头大的当头”原则的苏联领导层，在常规与核武两方面的扩军备战，使得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开始缩小，而美国希望通过与苏改善关系来遏制苏联扩充军备的势头，从而达到巩固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
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基辛格访问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最高首脑会唔之后，东西方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友好对话开始代替了剧烈对抗。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明显增多：苏联同西方的贸易额由1970年的46亿卢布增至1980年316亿卢布，前后增长6倍;1964-1970年，苏从西方得到的长期贷款仅38亿美元左右，而1971-1980年间，贷款额增至300多亿美元。可见苏联凭借推行“缓和”政策获得了在与西方直接对抗中前所未有的好处。
全球出击
战后独立的亚、非、拉等前殖民地国家也已经成长起来了，而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这一时期，由于苏联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旗号，援助第三世界进行的反帝、反殖斗争，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苏联的局面，使得苏联认为其在决定世界命运发展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军事实力的膨胀以及国际形势有利于苏联的发展，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战略开始转向进攻性战略，其战略类型包括：
第一，建立盟约关系网。1971年5月，与埃及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向其提供50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派遣军事专家顾问达18000多人;同年8月，与印度缔结《苏印友好合作条约》之后不到两个月，印度即入侵巴基斯坦，并占领了东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1978年11月，与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缔约后不到一个月，越南便入侵柬埔寨，而越南的10万大军的指挥者就是苏联的军事顾问。在整个70年代，像这样带结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共有1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与苏联签订。
第二，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1975年，苏联通过古巴军队对安哥拉内战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把近2万人的古巴军队和大批武器装备运入安哥拉。苏联自己的军事人员包括飞机和坦克驾驶员、军事顾问等也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1977至1978年，苏联又利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的武装冲突，在非洲之角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卷入，向埃塞俄比亚运送了1.7万多名古巴军人和大批军火，苏联军官还指挥了古巴和埃塞俄比亚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苏联还利用古巴军队插手扎伊尔和民主也门的内政。
第三，加强经济渗透。在70年代后半期，苏联还普遍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1970至1974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为140亿美元，1975至1979年猛增到300亿美元。
通过上述手段，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苏联在经济及军事方面都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无一不是亲苏派。在扶植起一批亲苏政权之余，苏联还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地中海、红海、南亚和东南亚等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获得了一批机场和港口的使用权，在越南、古巴、阿富汗更是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苏联进攻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削弱、排挤并力图压倒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而它在70年代的海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势力和影响，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苏关系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也是中苏关系起起落落的时期之一。1964年，刚刚通过推翻赫鲁晓夫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表示，在对华关系上他和赫鲁晓夫态度完全一致，中苏关系再次紧张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8月13日清晨，又爆发中苏铁列克提冲突，苏联入侵新疆。中苏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准备用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取得美国人的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方面。然而尼克松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使得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整个勃列日涅夫在任期间，苏联攻击中国并挑起两国边界事件1700余起。
此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并在蒙古驻军和设立导弹基地。毛泽东逝世后，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接连发出积极的信号，为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拉开了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手上达到了对立的顶峰，也开启了正常化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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