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之父
《常识》不是艰深的学术著作，而是面向普通大众的革命政治宣传材料。它直白而生动地宣扬共和思想，煽动与英帝国脱钩、与历史决裂，打破了殖民地人们在英国治下长久依附的幻想，为大陆军发出了征兵的号召，作用与中国辛亥革命前的邹容、章太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775年——《常识》发表的前一年，北美革命的首脑机关大陆议会中，还只有1/3的成员希望彻底摆脱英国统治。华盛顿在餐后还会照例向英王乔治三世祝酒，杰斐逊还说着：“在英帝国中，没有哪个人比我更热爱与大不列颠的联合战线了。”当然，大陆议会也攻击英国统治，但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不攻击王权，只是反对国王的大臣和议会。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摆脱英国统治和英国王权，至少他们在当时感到时机尚不成熟。直到《常识》大获成功，表明时机已经成熟了，证明了革命党的纲领和理念说到了美国大众的心坎上，使得大陆议会强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常识》在1776年初发表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不足200万自由民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就售出了12万份，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售出了50万份，一时洛阳纸贵。人们喜欢在酒馆中高声读出来其中的内容，它直接将殖民地骚乱升级为一场革命。其中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句子，比如“太阳绝不是因为更有利可图才照耀大地”，“我们有这种力量，来让世界重新来过”，充满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里面也有不少直指英国统治的尖刻语言，比如“人类团体中再没有比下议院更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了，因为他们在出卖自己的特权”，让饱受沉重税负之苦的美国各阶级击节叫好。
历史学家称那一代美国人曾“两次出生”，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又经历了大革命时代这样的思想洗礼，作为崭新的美国人又重生了一次。华盛顿在1776年1月31日称，“《常识》这本小册子中包含了正确的学说和无可辩驳的推理”，约翰?亚当斯也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手中的笔，华盛顿手中的剑也是没用的。”
《常识》为匿名发表，署名是“一个英国人”。小册子最初定名为《明显的事实》(Plain Truth)，在朋友的建议下才改成了带有启蒙哲学色彩的《常识》(Common Sense)。《常识》的最大优点，是在不丧失政论文体的哲学基础的前提下，第一次向普通大众浅白地阐述民主共和思想，而不再像此前欧洲各国民主派那样只进行知识分子间的对话，《常识》是一个综合了大众和精英气质的文本。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他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主化了。”
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在军旅中写就的《美国的危机》延续了《常识》的风格：以普通人的直观体验说理。他说：“上帝之所以在美国和英格兰之间设置巨大空间距离，就是为证明英国统治北美的不合理性。”这种有点不讲理的方式直接命中了人们的直观体验，效果胜过了一打理论阐述。他的理论与行文对后续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杰斐逊承认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引用了潘恩的著作，并以此为傲。
可以说，潘恩彻底的甚至乌托邦式的民主化倾向，是潘恩著作早期掀起巨大浪潮的原因，也是作者跻身革命元老的资本。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潘恩和其他国父的政见分歧逐步显现出来。
潘恩认为，普罗大众在集会中对重大问题所发出的赞同或反对的集体声音是能够作数的(有点类似 “鼓掌通过”)，靠它来决策公共事务的效果不会比专业的政治精英来代行的效果差。而联邦党人亚当斯称他所赞赏的模式为“醉醺醺的乌合之众”，汉密尔顿则直截了当地表示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认为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潘恩和联邦党人的分歧，不是是否需要一个像样的联邦政府，而是是否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联邦政府，是贵族精英治国还是实行彻底的民主裁决，成功摆脱了英国统治的美国，是应该在英国之外再“仿制”一个英国，还是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权。潘恩认为，美国是一个与大西洋彼岸王权的对立斗争中确认自身的国家，它在摆脱王权统治的同时，应该重生为一个作为王权对立面的彻底的民主政体。
然而独立战争胜利后，新政权处于没钱、没军队、没政府的三无状态，更需要的是手腕老练的政治家而非热情的活动家，更需要的是强力的行动而非美好的展望，同时潘恩的一系列作为(比如无意中泄露了新政权与法国密谈的消息等)也削弱了他在美国新政权中的地位。因此潘恩顺势转移兴趣，发明了跨度更大的铁桥，并带着模型去欧洲展览。
托马斯潘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位居官方钦定的“国父”之列，但他却是美国“革命之父”中无可争议的重要一位。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漩涡
“被生养为英国人，被收留为美国人，被裁决为法国人”，巴黎的一块托马斯?潘恩纪念匾额上这样写道，勾勒出了潘恩一生的大致轨迹。美国历史学家称他“以制作胸衣为生计，以新闻记者为职业，以宣传鼓动为乐趣”，描绘出了他的主要经历。
潘恩1737年出生在英格兰塞特福德的一个贸易集镇，父亲是一名制作胸衣撑条的手工业者，他子承父业，13岁开始当父亲的学徒工(也有研究认为潘恩父子制作的实际上是海船上用的撑条，而不是女士胸衣的撑条，谣言来自他后来政敌的中伤)。17岁的时候他自作主张，上了一条名为“恐怖号”的武装民船，但是被父母强拉了回来。1762年25岁那年，获得了一份体制内的安稳工作，成为年薪50镑的税务员(按含金量推算约合现在的2万美元)，但不到三年又丢掉了工作，因为他向上司谎称自己外出检查，而实际上却在家学习。
后来潘恩在英国辗转迁居数次，换过很多次工作。直到1774年在伦敦，经过皇家学会成员、数学家乔治?斯科特的引荐认识了贵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建议他移居美国，并在推荐信中称潘恩是一位“头脑机灵的好青年”。在美国费城一下船，他就展露了政治才能，几乎马上成为一家刊物的主编，并在新大陆迅速成长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革命之父托马斯?潘恩。
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潘恩对桥梁的兴趣一度压倒了对政治的兴趣，如果不是1788年对英、法两国的访问，他也许会作为发明家度过余生。时值法国大革命，潘恩带着铁桥模型到英法展出并会见名流政要。同时期，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发表了攻击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又使潘恩对革命的兴趣占了上风。他放下手中的铁桥、无烟蜡烛、新式车轮等发明，在1792年完成了在欧洲有着巨大影响的著作《人权论》，与伯克针锋相对，捍卫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专制，立刻受到了英国底层人民和法国方面的热烈欢迎，但是也激起了英国当局的愤怒。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及时地逃离了英国，在伦敦只差几个小时，在多佛港口只差二十分钟，险些被英国当局抓到并处决。
到了海峡对岸的法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邮船进港时，军舰上礼炮轰鸣;沿岸响起一片欢呼声……士兵们为他夹道护驾，官员们和他拥抱”，潘恩作为法国人民的朋友、革命的英雄受到热烈的欢迎。法国革命当局委托潘恩将巴士底狱的钥匙转交给华盛顿，潘恩在给华盛顿的信中称法国大革命为“美国原则移植欧洲后的第一批成熟果实”。
在法国的土地上潘恩没有保持外国人应有的超然和谨慎，他立即深度介入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漩涡。作为一个不懂一点法语的外国人，潘恩参与起草了1792年的法国《革命人权宣言》，并请一个法国人代为宣读。潘恩与吉伦特派过从甚密，反对雅各宾派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因为他曾经资助过美国的独立战争，这没用多长时间就引起了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反感，以至于1793年底因此被抓进监狱。要不是美国大使门罗(“门罗主义”那位)及时搭救证明他的美国国籍，他恐怕难逃被雅各宾派当成法国内部的叛徒处死的命运，据称他待过的牢房门口已经被用粉笔画上了即将处决的标记。
据说拿破仑曾亲自拜访过他，称自己的枕头下面长期放着一本《人权论》，时常会拿出来阅读，全世界到处都应该给潘恩塑造金制的雕像。拿破仑给潘恩送来了亲切的关怀、鼓励和拉拢，但是一旦介入拿破仑政权中，潘恩发现拿破仑只想用他的影响力发起英国国内的民主主义叛乱，来作法国的内应。因此他与拿破仑政权的关系又迅速降温。潘恩开始思念起了美国，1802年，他在美国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回到了他的梦开始的地方。
过于坦诚的无神论者
潘恩希望回到美国能帮助杰斐逊反对联邦党人赢得大选，但当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1793年潘恩在法国的狱中完成了无神论的著作《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这在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抹杀了他对美国独立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也是他未能名正言顺跻身美国国父的主要原因。
潘恩声称，“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的教堂”。他反对一切宗教机构，也反对迷信思想和对圣经的僵化理解。其中也攻击称当代的一神宗教不过是古代太阳神崇拜改头换面后的形式，仍然是原始蒙昧的偶像崇拜，是人类追求幸福道路上的累赘。这些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态度，在当时却激怒了那些虔诚的美国人，并给了他的政敌可趁之机，让潘恩这个名字在美国成了洪水猛兽。
回国后连老友托马斯?杰斐逊都对他避之不及。当时杰斐逊正在竞选总统，因其淡漠的宗教观念而已经饱受对手攻击，有时杰斐逊和潘恩会被并称为“一对汤姆”，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堕落的无神论代表人物。
华盛顿等人对宗教也持有和潘恩类似的态度，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像潘恩那样公开宣扬。潘恩始终缺乏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审时度势和虚以委蛇，这也是他后来和华盛顿交恶的原因之一。在法国狱中他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搭救，因为当时美国正在与英国密谈和约，不好因袒护潘恩而开罪英国，所以后来潘恩称华盛顿为忘恩负义的人：“世人将很难判定你究竟是背信者还是江湖骗子，你究竟是抛弃了道义，还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道义。”
潘恩的这种坦率给他晚年在美国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居住在纽约附近的冷清小镇，但被剥夺了投票权，喜欢热闹的潘恩不得不经常到十几英里外的曼哈顿喝咖啡、在酒馆谈论政治，或者去“来点更带劲儿的”。他践行了自己那句曾经鼓舞了美国人的名言：“真正的男人会在窘境中微笑，从困境中汲取力量，从而变得更加强大。”1809年在潘恩弥留之际，有两个牧师闯进他的房间，试图劝他改变信仰，他说：“不要管我，再见。”
即使在今天，某些场合下潘恩还会作为无神论的代表被拉过来陪绑。比如法国“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起无神论者枪击宗教人士的案件，虽然起因只是简单的停车位冲突，但是美国一些媒体甚至是自由派媒体暗示说，这个枪击是无神论者为“查理周刊事件”展开的报复，暗示犯罪嫌疑人是理查德?道金斯(当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和无神论者，《盲眼钟表匠》的作者)和托马斯?潘恩的读者。可见潘恩的宗教立场让美国的宗教大众耿耿于怀。
潘恩的无神论(更准确的说是自然神论)观点是他受到排斥的直接原因，但并非是深层次原因。如现在一些美国政论家所说：“潘恩的存在是恼人的，他提醒着那些美国领袖，当初美国革命所许诺的梦想并未完全兑现。”美国并未实现像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1937年在潘恩《人权论》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这样说：我国的穷人都是幸福的;他们中间既无愚昧也无贫因;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税并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亲密，因为我和幸福亲密。一个国家能够说出这些话，就可以为它的宪法和政府自负了。”潘恩的思想有相当的前瞻性和乌托邦色彩，深为后来的林肯、爱迪生、罗素所推崇。
托马斯潘恩作为美国早期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至今仍在美国文化中有着或明显或微妙的影响。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奥巴马在2009年的第一任就职演说中引用了潘恩《美国的危机》中的开篇句。黑格尔曾说，常识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偏见。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展现了这种“偏见”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光辉作用，以及光芒褪去和重新焕发的整个过程。
一生中参与了美法英三国革命(虽然英国的只能算是一场运动)、参与起草了美法两国早期纲领的托马斯?潘恩，似乎在后世并没有享受应有的荣耀。在美国有杰斐逊纪念堂，有以亚当斯命名的图书馆，对于华盛顿，甚至有一座城市以他为名，但潘恩仅在新泽西有一个不起眼的纪念馆，而且即便这个纪念馆也是在1992年才由国会批准利用非官方资金兴建的。他的作用发挥得最早，他的“平反”来得最晚，这与他“准国父”的贡献似乎不太相称。不过以他的风格，对于身后享受的荣耀，他的回答也许也还是：“不要管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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