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阳光照耀在河源市区新丰江两岸，使得这座明媚的城市愈发凸现出它别致的动人之处。而在1230年前，这里是唐代循州辖地，是一个“燥风扇烈日，热喘乘毒气”(宋吴潜《谢世诗》)的可怕的“岭南瘴疠地”，到了这里，“地说炎蒸极，人称老病馀”(唐卢纶诗)，与中州膏梁地比，是个“自无逃生理”的可怕去处。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龙川郡复名循州，循州共包括6个县：归善、河源、兴宁、海丰、博罗、雷乡(唐代龙川名)。至宋太宗时，循州分出河源等四县，仅辖龙川、兴宁二县(据《太平寰宇记》)。
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中宗景龙年间起，就有10多名大臣被贬谪到循州。其中，仅唐朝宰相就有4人：杜元颖、牛僧孺、张锡、崔沆。若加上一个当年不是宰相，后来当了宰相的郑畋，就有5位唐朝宰相到过循州。
在此，就唐朝五相到循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一番追溯。
人物简介
杜元颖，是唐敬宗、穆宗、文宗三朝宰相。当过敬宗、穆宗、文宗三朝宰相的只有4人，其中就有2人被贬谪到循州：杜元颖、牛僧孺。杜元颖之所以被贬循州，主要是因为长庆三年(823年)任西川节度使，出镇蜀川不力，被指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且搜寻珍奇，减削戍卒衣食，致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乘虚攻入成都，大肆杀掠。文宗皇帝震怒，将杜元颖一贬再贬，贬为循州司马，并客死循州。
杜元颖身故后，宰相李德裕认为，对杜元颖的罪过是被夸大了的，他肯定了杜元颖为政“颇著直清”，欲为元颖“乞还旧官阶”，后朝廷追赠杜元颖湖州刺史。
青云路上一朝陷泥淖：从宰相到循州司马
杜元颖拜相之前，可谓平步青云，唐穆宗即位后，不到一年时间，以中书舍人直升为宰辅，史书说，“辞臣速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
杜元颖是唐太宗朝宰相杜如晦裔孙，父亲杜佐是个小官，但有才华的人并不总靠祖荫，唐德宗贞元末年，年轻的杜元颖进士及第;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右補阙，召为翰林学士。史书说他是“辞臣”，或许主要因他文笔敏速佳颖，因而亦颇受唐宪宗称赏。
最欣赏杜元颖的是唐穆宗。公元820年，26岁的穆宗李恒即位，召杜元颖奏对思政殿，赐为中书舍人。820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自穆宗登极，不到一年时间，便居辅相的显赫地位。
长庆三年(823年)，杜元颖出镇蜀川，唐穆宗亲临安福门为之饯别。也许为报“童心多僻”的穆宗“知遇之恩”，杜元颖去到四川，也不好好巩固边防，却大求蜀中珍异玩好之物，给贪玩的穆宗皇帝送去，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固恩宠”。同时，他又以文人雅士自许，疏于军务。因而军民嗟怨。
因杜元颖的荒疏、掠取，西南戍卒衣食不足，就到南诏去掠夺，南诏人反以衣食资给，由此探知蜀中虚实。见唐朝边境有这么大的漏洞在，南诏蠢蠢欲动，摄政王蒙嵯颠密谋出兵进犯西川，边防长吏屡屡上报，杜元颖都不信。
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蒙嵯颠以西川降卒为向导，率大军入犯，边州无备，遂陷嶲(今四川西昌)、戎(今四川宜宾)二州。廿八日，杜元颖发兵与南诏大战于(今四川邛崃)之南，大败，南诏乘胜攻克邛州。唐廷闻讯，诏发东川、山南西道、荆南兵救援。十二月一日，又发鄂岳、山南东、陈许等道兵增援蜀川。十二月四日，蒙嵯颠率军克成都外城。杜元颖率众入据子城，欲弃城逃亡，幸郭钊击败入攻梓州的南诏军，才得以身还。六日，诏贬元颖为邵州(今广东韶关)刺史。
十二月十三日，唐朝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再发河东，凤翔兵赴援。南诏兵东进，攻破梓州西城，东川兵寡弱不敌，节度使郭钊遣书蒙嵯颠，责其入侵。蒙嵯颠回书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仇”。因与郭钊修好而退。南诏兵留成都外城十日，遂大掠子女、巧工“数万”人，以及珍珠财宝等，西川人大恐，纷纷投江自尽。蒙嵯颠率军退至大渡河，言于所掠蜀人：“往南即为我国边境，现在，你们哭别故乡吧。”蜀人皆大哭，跳水而死者千余人。
蒙嵯颠遣使上奏唐皇，请诛杜元颖：“蛮军比修职贡，遽敢侵边。但杜元颖不恤三军，令入蛮疆作贼。移文报彼，都不见信。故蜀部军人，继为乡导。盖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诛虐帅也。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
十二月廿一日，唐朝廷再贬元颖为循州司马，他的下属也都同遭贬黜，判官崔璜贬为连州司马，纥干臮郢州长史，卢并唐州司马，皆以佐元颖无状也。唐诏董重质及诸道兵返还本道。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约和，互不侵犯，唐廷也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南诏连年进贡于唐。
太和六年(833年，《旧唐书》云元颖此年卒)，64岁(《全唐文》云元颖卒年六十四)的杜元颖卒于循州贬所。临终，杜元颖上表乞赠官，赠湖州刺史。
客死循州：长羡北归人
以生花妙笔备受皇帝赞赏，后来一路青云直上，却在年届花甲之际来到被中州人士视为“地说炎蒸极，人称老病馀”的岭南循州之地，在循州的3年里，文儒自许的杜元颖有着怎样的作为?
《全唐文》中收录有杜元颖一批策对，其中叙述了“子大夫志行修洁，学术通赡，储思於天人之际”，在循州的3年时间，杜元颖有没有择循州良才而教，或著述文章?可惜《全唐文》中没有收录他临终前所上的乞赠官之表，且吝于言辞的史书对杜贬循州之后的行状也没有记载。而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刘隐传》说：“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任宦不得还者，皆客岭表。”杜元颖客死循州，有没有在循州留下子孙?这已不得而知……
元稹曾写了一首七绝《送杜元颖》：“江上五年同送客，与君长羡北归人。今朝又送君先去，千里洛阳城里尘。”三朝宰相杜元颖至死未得北归洛阳，只能艳羡地看着谪往岭南终被召回的同事们，例如与他同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为相的同事牛僧孺，在他来到循州十四五年后，也被贬至循州，但不久后被召还北归。
一生功过谁与评说
出镇蜀川一事让杜元颖官声大受影响，苏轼讥为“宰相崔植、杜元颖，皆庸人无远虑”，新旧唐书中，也对杜元颖作出“素不知兵，心无远虑”、“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等评价。
杜元颖死于循州后，宰相李德裕为他写了《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肯定了他为政“颇著直清”，欲为他“乞还旧官阶”。
李德裕等认为，杜元颖在长庆年的初期，首居宰相之位，能“洁廉畏法，忠荩小心，虽无光赫之名，颇著直清之称”，又为杜元颖解释南诏之祸，对元颖之前的西蜀事情本末一一叙来，说明不可独责元颖，实是前几任官员亦有疏忽惫懒之处。又说明京师传言过当，被南诏“蛮子”所劫掠的子女巧工并无五万人之多，而且被掠的也并没有能工巧匠，只是寻常百姓，还有一小半都是南诏人。李德裕认为元颖的罪过，并没有大家认为的严重。
杜元颖临终前，也追悔自己不慎栽了个大跟头，从宰相之显要地位，一落而成贬官，说不定以后人们只会称自己是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这名声实在不大好听。因此上表朝廷，乞赠官。
最后，唐朝廷追赠杜元颖为湖州刺史，为杜元颖挽回了些许“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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