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年4月11日-1827年8月8日)，女演员之子，英国杰出的外交家，他一反前任卡斯尔雷子爵的欧洲协调原则，抛弃了神圣同盟，承认了南美各国的解放，自诩用新世界来平衡旧世界，他支持希腊独立运动，1827年当了100天英国首相后就病逝于任上。
人们对坎宁的身世是否很体面这一点存有疑问。情况是这样的。坎宁的先世居于英格兰，但在十七世纪初移居到爱尔兰。他的父亲(也叫乔治·坎宁)是从爱尔兰来到伦敦的。在此之前，由于她与一个女人的不幸关系曾在家庭中引起一场小小的争吵。他每年只有150英镑的补贴，对一位绅士来说，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偿还债务，而变卖了家族的宅第和继承得来的遗产，他为报刊撰写文章，并娶了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安妮·科斯特洛。他在坎宁一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坎宁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去了当舞台演员，但没有走红。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尊贵和受人尊敬的行业。她曾同一个演员同居。这个演员是个无赖，他遗弃了她，并把他的儿子乔治送上了"通往绞刑架的道路"。玛丽·安妮又找了一个朋友，并同他生了几个孩子。
不过，乔治有一个很有钱的叔叔，名叫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是一位银行家。他的叔叔救了他，并让他象一个出生名门的青年人那样接受传统教育，除了定期提供他生活费，又供养他上学读书。与此同时，他母亲再此接了婚，这次是一个名叫理查德·胡恩的丝绸商，他也当上了演员。玛丽·安妮始终是令他儿子感到担忧的一个原因。坎宁在1781年转读伊顿公学，后在1787年入读牛津大学的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上学。在大学里，他是十分活跃的份子，他组织了辩论会，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辩论者。又主编过一种校刊---《微观世界》，他得以用50英镑的价格向一位发行人售出了该刊的版权，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孩子。至于他的看法是否处于真心，是否具有年轻人在从政时所必不可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那就另当别论了。坎宁的才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己。人们嘲笑他的才能，记着他那位当演员的母亲。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伦敦爱尔兰俱乐部的成员。另外，他在大学和不少人结成了好朋友，例如有利物浦勋爵、格兰维尔·勒文森-古尔和约翰·胡卡姆·弗里尔，还有他叔叔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外交家，土耳其问题权威斯特拉特福德子爵等等。坎宁在1791年夏天取得文学士学位，翌年取得律师资格，并在1794年7月6日成为文学硕士，但他真正的志愿是当政治家。
他在对外事务方面比较成功。为了援救正在为反对奥斯曼帝国、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希腊人，他同俄国和法国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被摧毁了。当这一消息传到英国时，坎宁已经与世长辞了。
多年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温莎参加约克公爵的葬礼而着凉后，他的病急剧恶化了，由于非常痛苦的腰部风湿痛折磨着他，他住进了奇克奇的德文郡公爵的别墅(巧合的是，福克斯于21年前在同一所房间逝世)。1827年8月8日，他在那里去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遗孀被封为女子爵。威灵顿公爵写道:"坎宁先生若是晚些去世，好处可能更大，不过他的去世仍然是一大幸事。"
坎宁担任首相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首相都要短，他是一个集各种观点于一身的奇特人物---在诸如对外事务和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他是一个开明派，但在处理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浪潮时，他采取的是一位传统的托利党人的做法。正如格雷维尔所说，他本来可以控制变革的浪潮，但是，"白痴一样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用他们的疯狂、愚蠢的敌对行动把他逼死了。"他去世前的几周曾说过:"我们正处于财产和人口之间进行一场重大斗争的边缘。"只有制定一项最开明的法案，这种斗争才能避免。舞台已准备就绪，改革之戏剧即将开演。
后世评价
坎宁时常被后世评为"浪费掉的领袖"(lost leader)，而且有不少人猜测，假如坎宁没有早逝，英国将会有甚么光景。在现实中，坎宁死后，温和派托利党和辉格党组成的政府在戈德里奇子爵带领下，最终在1828年初垮台，并由威灵顿公爵接任首相。威灵顿公爵的内阁，最初也有一些坎宁派加入，但不久以后便悉数被"高级托利派"所取代。结果，不少坎宁派的成员转投辉格党，但却在后来的选举被托利党痛击。不少历史学家认为，1827年的托利党分裂，使托利党在1830年代出现变革，渐渐演进为今日的保守党。因此，对于坎宁没有早逝的假设，至今仍众说纷纭。
一些后世重要的保守党党员，如本杰明·迪斯雷利，却视坎宁为自由的一国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的先驱者，相反，罗伯特·皮尔从男爵则遭受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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