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虽然结局着实令人伤感，但不得不说，其初衷的确是为了希望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以改变政体的方式，扭转大清的命运。变法失败的原因自然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一切的一切主要还得“归功于”康有为。
慈禧太后作为清朝后期的实际掌权者，在国家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洗礼后，其内心也是一片茫然，经过公车上书的催化，内心其实还是支持变法的，因为她深知，不作出改变，大清必然亡国。
可是，改良这种事岂是说做就做的?正如同荣禄所言：“百年旧制，说改就改谈何容易?”经康有为等变法者所述，对慈禧太后而言，变法带来的好处着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康的草率冒进却将变法之事推向了深渊，从最初提出本就欠考虑的废除科举，演变成“中日合邦”请伊藤博文主导变法，后来又鼓吹“中英美日合邦”，这已经从根本上严重伤害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这种经过演变后的“改良”方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出卖主权的性质，如果说这种模式触动了慈禧集团的根本利益，那么后来“围园除后”则触犯了慈禧的最后底线，以至于带来对变法头目的绞杀。
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迭，早已形成一套完善的道德规则来辅助统治者额的权威，以这种道德上的养成体系对人们进行道德训练与灌输，最终在人们心底形成一道红线，这条红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绝不敢跨过的规范标准。
封建王朝对舆论的完美把持，让民众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意识，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淳朴的劳动人民深信“忠君”即“爱国”，顺应统治者思想者既是良民，否则视为反贼。其实当时围观斩杀“戊戌六君子”的群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变法”，更不知道最初的“变法”早已演变成了上层阶级权力斗争的产物。
对普通民众而言，“变法”离他们太过遥远，变与不变与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或许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下，他们深信，对抗朝廷的人都该死，我如果不恨他，岂不是同他们一样造反作乱?以至于刑场附近时不时地传来：“我等深恶六贼，恨不能食气肉，饮其血，以表忠君爱国之赤城......!”
当这种扭曲的思想战胜人性后，所有的爱恨情仇实际上已经沦为清王朝统治者的玩物，几乎被完全控制的灵魂根本无法分清是非善恶，道德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堪，以至于围观“砍杀反贼”的时候就如同观看屠夫“杀猪”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内心还有些许亢奋存在。
基于此事，鲁迅先生也曾感叹道：“先觉的人，历来都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排挤、压迫、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令人心寒的是“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的时候，始作俑者已经借逃亡之名逍遥国外，以“变革者”的身份不停地娶妻纳妾、周游列国，好不快活。惊心动魄的103天，所有的一切似乎成了康氏走向人生巅峰的垫脚石。
总而言之，作为首次撼动封建统治的变法者，康梁等人的功劳是看得见的，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沉睡的民族。也正是因为如此谭词同入狱后才能喊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经世名言;在目睹五位同袍被杀后依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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