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10日，湖南首先派代表雷光宇赴京上书请愿速开国会。请愿书由宪政讲习会杨度亲自起草，绅商学界四千余人签名，呈送督察院代奏，要求清廷于一二年内召开国会。
同月，河南省各府县立宪派代表在省教育会集会，讨论请愿速开国会。宪政讲习会的熊范舆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会一旦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得到与会者赞同。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者五千余人，推举代表胡汝霖、杨懋源赴北京都察院呈递。
6月16日，江苏寓沪士绅在新开酱园胡同法政讲习所召开会议，朗读并逐句解释请愿书稿，获与会者一致同意。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江西、福建、贵州等省立宪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请愿活动。除江西、福建、贵州等省未及派代表入京外，多数省份又纷纷派代表进京上请愿书，或要求两三年内召集国会;或要求一年以内即开国会。
此外，湖南省女界单独上速开国会请愿书，北京八旗士民亦签名上书请开国会。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电奏请开国会。
要闻内幕：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始末
20世纪初，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的原改良派成为立宪派，他们顺时应势，认为只有改良专制主义的政权结构，速开国会，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才能“安上全下”，消弭革命，抵御外侮。于是将立宪作为政治目标，在国内外同时发起宣传攻势，要求清廷实施宪政。
清廷鉴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为应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1905年12月2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等五大臣出使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颁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使立宪派欣喜若狂，抓住了开展立宪运动的依据，一时间成立了七十多个鼓吹立宪的宪政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东京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发起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1月，政闻社本部迁回上海);东京杨度、熊范舆发起成立的“宪政讲习会”(又名宪政公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是要求清廷召开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当他们发现清廷并无立宪诚意，只不过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时，则联合起来，采取“匍匐都门，积诚馨哀”，迫使清廷真立宪的方式，发动了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分两个阶段。1908年夏季形成高潮的请愿运动是为第一阶段。
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由“宪政讲习会”首发。早在1906年冬，杨度就在《中国新报叙》中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唯恃吾民自任之。”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派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等人赴京，将有一百余人签名的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中国今日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逼，内部革命蜂起，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要求清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俾全国人民得以勉参国政，协赞鸿图，同德一心，合力御外”。
此请愿书引起极大反响，召开国会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国外留学生、华侨等纷纷上书或致电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国内宪政讲习会根据地湖南首先派出代表赴京上书，带动各省立宪派发起请愿签名运动，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3月以后，河南、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陆续派代表赴京上书，要求速开国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宪政讲习会”还在上海联合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
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于5月致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头面人物，商约齐集北京，恳请清廷速开国会，将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推向高潮。
各省绅、商、学界代表纷纷赴京，请速开国会。湖南代表首先到京，二次请愿，签名者达一万多人，且催问都察院何以不将雷光宇代表全湘士民撰写的请愿书转递清廷。随后，河南、江苏、安徽等各省请愿代表接踵而至，请愿书雪片似地投入都察院。
5月30日，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清宪政编查馆，称：
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弥，富强可以徐图。
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期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空言预备，则成功难。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
切愿王爷、中堂、宫保上念朝事之艰，下顺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际，奋其毅力，一鼓作气，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7月17日，清廷查禁积极鼓动请愿运动的政闻社，企图杀一儆百。但请愿之势不可挡，直隶、京师、八旗代表连日上书：北京工商各界一千余人，公推电灯公司经理冯公度领衔，派孙毓文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八旗一千六百余人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由恒钧领衔，派常文、黄容惠递交请愿书提出“三年召开国会”;直隶派温世霖、孙洪伊等递交请愿书一千余人签名。安徽、吉林、山东、浙江、山西请愿代表接连至京：安徽请愿书一万余人签名;吉林《要求国会启》四千六百六十八人签名;山东请愿书一千余人签名，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浙江省请愿书八千余人签名，其中八百多为老年人，还有五百多为天主教徒;广东省请愿书一万一千余人签名;山西请愿书两万余人签名。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乘轿，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声势颇大，轰动京师。已递请愿书的各省代表，再联合上书宪政编查馆。
在此情势下，清廷一些封疆大吏、驻外使臣如陈夔龙、端方、孙宝琦等也先后上奏朝廷，要求速开国会，或者速定开国会的期限，以免人心沸腾。等等。
7月22日，清廷批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咨议局通过的议案报该省督抚认可生效。如“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有妨碍国家治安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
此后，各省立宪派开始忙于筹备咨议局议员的选举活动，将请开国会之事暂行搁置。
思考历史：清末立宪派与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派是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一个政治群体。在海外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受清廷通缉，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以“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作为政治纲领及活动的中心内容。在国内的代表人物多是大型商办企业、路矿公司的资本家及与官方在政治、经济上密切联系的知名绅士，如创办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张謇、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等。
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指出“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三种政体中，“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中国当仿效立宪政体。同年张謇年著《变法平议》，主张效法日本，“置议政院”，“设府县议会”。1902年，康有为著《公民自治篇》，呼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大予民权”，效法欧美及日本，“政制皆由民公议，议员由民选举，地方由民自治”。各报刊、杂志、书局纷纷发表和出版论著、书籍，介绍各国立宪史。到1904年，讲求立宪，已成潮流。此时，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日胜俄败，给国人以巨大刺激。舆论一致认为日俄战争结局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立宪呼声陡然高涨，“上至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倡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与往日的“维新”一样，几乎成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
1905年，清廷迫于形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这一举措不但使立宪思潮广为传播，而且亦使宪政实践提上议事日程。
1907年3月以后，日本东京，康有为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成立政闻社;杨度组建宪政讲习会等。国内先后成立了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七十多个立宪团体，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立宪派厘清了立宪理论。
什么叫做“立宪”?“立宪”就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
夫所谓宪者何?法也。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凡处一国主权之管辖者，皆同一阶级，而无不平等者。此立宪之定义也。
实行立宪是御外救亡的重要途径，国民参与政权，“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匪不相关”，于是“举国团结一致”，可“为对外之举”;立宪可剪除专制政治的弊端，“上之则有民选议会，以为立法之府，制一法，举一事，非得议会之可决，则不能见之实行，下之集会、出版皆得自由，举国国民咸得发表其政见，以判论国政之得失”;立宪可保障多数人利益，“遍采舆论，形成公正”。
立宪政治的两大基本要素和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是“国会”与“宪法”。
国会有法律协赞权、财政监督权、行政监督权。立宪派以为，国会是国民意志的载体，国民意志通过国会得以体现和实践。所谓“国会之意思，即为国民意思;国会之行为，即为国民行为”。国会由上、下议院构成;上、下议院由代表国民的民选议员组成。“议员有议国政之权，国民有选举议员之权”，故“国会之实权，始终操于国民之掌握，而国会乃得经久而无弊”。上、下议院则根据“两院分立”和“两院协议”的原则处理两院之关系。
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立万世不易之宪典”。“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立宪派以为，宪法必须保障民权，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所谓“民权自由，实为立宪政体之真精神。立宪政体之需民权自由也，若灯之需膏，鱼之需水，人之需蓄至精然”。宪法须限制君权。所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保障民权，扩大民权，限制君权;“民参其政，君综其成，各有权利，各负义务”。
立宪派提出了实行宪政的步骤。
早在1901年梁启超即效仿日本提出：一、颁布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二、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三、于宫中开立法局，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四、立法局译出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颁布天下;五、宪法草案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辩难讨论，逐条析辩，5-10年后损益制定，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这些步骤，除了“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外，实际基本实行了。
清末立宪运动最积极的意义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尽管他们保留君主制，却以资产阶级法制及各种相应机制，限制君权，扩大民权，使资产阶级参权予政。顽固派一针见血弹劾道：“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
杨度的功名之学、诗文之学与帝王之学
1896年冬。深夜。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烛影绰约。二十一岁的杨度刚入大儒王闿运门下，师徒二人拥炉而坐。炉中木炭已烧成灰红，室温稍稍降了下来，寒气便即从窗棂门缝浸染进来。
王闿运爱怜地望着这个天资奇佳而胸怀壮志的弟子，良久，缓缓开口：“吾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汝杨皙子欲学哪一种呢?”
杨度道：“求吾师为吾详解。”
王闿运道：“功名之学，顾名思义，是为功名而求学，学问是敲门砖石，功名是最终目的。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
“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
杨度道：“那么帝王之学呢?”
王闿运道：“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寒冬夜半，万籁俱寂。王闿运将一生心魂所系的志向，掷地有声地倾诉给心仪的弟子。杨度只觉振聋发聩，血脉贲张，几乎当即就决然以向帝王之学。尽管王闿运提醒，这门学问既不似功名之学稳当，又不似诗文之学清高，翻云覆雨，风险极大，“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但杨度已誓不回头，只要能成就流芳千古的伟业，即不得善终，也无怨无悔。
这一夜，成为杨度崎岖政治生涯的开端。跟随王闿运的数载修行，使帝王之学永远沉淀在杨度的生命底处，成了杨度绝大多数政治主张的根基。
杨度的君主立宪理想
杨度在日曾发表长文《金铁主义说》，反映了他一生君主立宪思想之精要。所谓“金铁主义”，指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杨度将其与渐进派的维新救国论、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并列，视为救国的第三条道路，立志要做中国的俾斯麦。杨度明确他因“内根于帝王之学，外受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制的影响”，而“形成君主立宪思想”。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政权，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富民强国。
1916年4月10日，洪宪帝制行将就木，杨度递袁世凯辞呈中说：“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随之，5月1日，杨度对《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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