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首辅，即首席内阁大学士。在明代，首辅是明代对内阁大学士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称，是与内阁”次辅“、”群辅“相对而言的概念，这种称呼大致出现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嘉靖、隆庆与万历初年，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之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拟权，次辅不敢与之抗衡，代表人物有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

　　内阁首辅并无制度明文规定，而是政治实践的产物。在明代内阁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强调内阁大臣位次和职权差别的时代，则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内阁首辅“的概念。

　　制度背景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开始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的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多是作为荣誉衔，无实际职责，与宰相不一定重合。

　　明朝建立之初设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务繁重，朱元璋独自处理，也感到力不从心，遂先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改设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此外，他也从翰林院中临时启用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明成祖即位后，于建文四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内阁中的官员一般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作为官职名，但该“大学士”仅作为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其下不设置新官署，职权受到限制。然而，阁臣们凭借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洪熙、宣德年间，多人内阁逐渐简为“三杨”辅政，而阁臣官阶、内阁权力都开始快速上升。

　　首辅产生

　　内阁首辅并非由制度规定在内阁中设置的职位，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其产生源于内阁大学士(即所谓“辅臣”)位次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职权、地位的不同。

　　内阁大学士的首次之分，虽缺乏明确记载，但也并非无可考究。七人内阁组成之初，成祖对内阁有所命令，就会说“解缙等”;解缙被贬滴后，就改说“胡广等”。宣德、正统时，阁臣论事，经常是以杨士奇领衔，罗汝敬称其为“四朝旧臣，二圣元辅”。但这个时侯，各位阁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议事，首次尚无明显区分。到正统年间，“三杨”与新入阁的陈循等人差距凸现出来，盖章奏票拟的机务原由“三杨”主掌，陈循等在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的情况下，经过礼部奏请，才得以参预其中。这被赵翼认为是阁臣间职权不等的一条例证。

　　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死，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则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

　　天顺初，李贤二度入阁，明英宗命其“掌文渊阁事”，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地位独尊。李贤自己也说，文臣中只有自己“滥叨少保”。英宗凡军国大事皆与他商议。这样，李贤就被群臣目为首辅。《实录》云：“事皆处分于(李)贤。……贤卒，(陈)文首秉国钧。”这是《明实录》中第一次提到阁臣“首秉国钧”。此后沿为故事。学者方志远据此认为，将明代首辅的出现定在天顺、成化之际是较为妥当的。学者张帆也认同内阁首辅自天顺年间产生的观点。

　　随着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内阁首辅的人选，依阁臣的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定。英宗天顺之世，李贤为内阁首辅;宪宗时，万安等为内阁首辅;武宗时，有李东阳、杨廷和等为内阁首辅。

　　这一阶段，围绕内阁首辅之位展开的党争已经出现，例如成化年间著名的“纸糊三阁老”中，首辅万安与南人结党，阁臣刘珝则与北人结党，相互倾轧，最后以万安和刘吉获胜、刘珝致仕而告终。内阁首辅也对内阁之外的牵制力量进行打压，例如弘治初年，刘吉曾对弹劾自己的言官进行陷害。

　　权倾一时

　　最晚到嘉靖时，内阁班次已经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上风 ，同时宦官的势力也受到排斥，”阁权始专“。也正是从明世宗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

　　随着内阁首辅地位的提升，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嘉靖一朝，首辅先后有杨一清、张璁、李时、夏言、翟銮、严嵩、徐阶等。明穆宗时，首辅有李春芳、高拱等。其中，在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徐阶与高拱之间都存在激烈的党争。明神宗登基之初，张居正击败高拱、升任首辅，并利用难得的政治机遇推行改革(见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张居正本人也成为明代历史上权势最重的内阁首辅。

　　首辅权衰

　　张居正死后，包括考成法在内的大部分新政被废除。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明神宗在张居正死后的首辅有王家屏、赵志皋、叶向高、方从哲等 [20] ，处于皇帝怠政时期，往往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长期不能见面。

　　天启年间，阉党权盛，阿附魏忠贤的魏广微为了获取更大权力，通过魏忠贤尝试分割了内阁首辅韩爌的部分票拟权。不过，方志远认为在顾秉谦担任内阁首辅后，首辅“主批红”的权力应该得到了恢复，但讽刺的是，其原因恰恰在于顾秉谦也是阉党分子，主票拟不过便利了他为魏忠贤服务。崇祯时，内阁首辅频繁更换，多至十余人。在此期间，倪元珙再次提出分割票拟权，获得明思宗首肯。然而，崇祯一朝仍出现了周延儒、温体仁这样的权奸首辅。

　　清代，首辅被作为对”领班军机大臣“的称呼，一般而言不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首辅职权

　　在明代，一般而言，内阁首辅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拥有相对重要的职权、地位。

　　其一，票拟权。票拟权起初并非由内阁辅臣独享，更不为首席内阁大学士垄断。但后来，票拟权逐渐专归于内阁，在内阁之中又由内阁首辅执笔主稿，首辅委托则其他阁臣可以执笔。嘉靖以后，首辅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一方面，首辅极力维护其“主票拟”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阁臣一旦受命与首辅共主票拟，则意味着他将取而代之。此后，首辅的票拟权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受到过魏广微和倪元珙上书的冲击，但大体维持了下来。

　　其二，对六部的影响。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在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试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

　　其三，位次。随着地位的提升，阁臣常拥有各部尚书的兼衔，但地位起初与六部的实任尚书不可同日而语，其后则慢慢反超，科举读卷时的次第反映出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内阁首辅一般官以“少师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也有学者讨论内阁首辅的“封还执奏”权(封驳权)，不过学界一般把封还执奏视作内阁整体的权力，其对于内阁首辅的专属性似不明显。

　　内阁首辅的实际职权因人、因时而异，行使职权的效果也是如此。由于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而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也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甚至被视作临时机构，又由于宦官批红权的牵制，故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学士最多只有”准宰相“的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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