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1848年5月25日-1916年6月18日)，俗称小毛奇。他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出生，取名为赫尔姆特·冯·毛奇，与统一战争英雄的伯父同名。普法战争时，他参与掷弹兵第七旅，因英勇作战而著名。

　　1875至78年，他入读战争学院，在1880年加入参谋部。1882年，成为作参谋部长的伯父之副官。1891年伯父去世后，他成为威廉二世的副手，加入皇帝的权力核心。1890年代末，他先后领导旅和师，最后于1902年升任中将。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小毛奇于1906年1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自1904年，英国和法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划定了各自在非洲和南亚的势力范围，两国军事协商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英法联盟的缔结。以德军总参谋部为样板经过改革的英国总参谋部，曾试图与比利时总参谋部进行接触。比利时的中立是由各大国保证的，如果各保证国内部对此发生争吵，如果当被保证的对象作为军队的通道或工业区具有重大意义时，那么比利时其实就成了一个验证这种中立价值的范例。德英在海上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在德国国内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譬如因反对现行的半君主立宪制而形成的社会对立;民主、传统、王侯专制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和。赫尔穆特·冯·毛奇靠着他伟大叔父的声望，带着人们出于一种神秘感而对他的尊重，顾虑重重地接受了皇帝的委任。他曾扪心自问，自己能否胜任这一伟大任务，能否维护先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小毛奇出生于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冯·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后在普鲁士近卫军和总参谋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大量正规的总参谋部训练，接触了大量部队实践。这个健壮高大、长着一副宽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蔼，举止端庄，他与施利芬不同，他具有极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极受皇帝的宠信。此外，在宫廷中一个人的外部仪表即所谓的“堂堂的军人形象”也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这样看的。皇帝还深信，总参谋部由第二个“毛奇”领导，会在世界上产生极好的印象。

　　施利芬曾说过，统帅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这句大话是施利芬针对自己说的。毛奇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当统帅的料，他像决定命运的1866年时的奥地利总司令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一样，对自己的任命顾虑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顺得像一个小兵。然而，小毛奇在与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辈们精明得多，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盲目顺从的士兵，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宫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使皇帝及其侍臣们为之瞠目。他接受这一职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时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军队指挥问题，包括总参谋部的大型图上作业或皇家演习。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没想到这个“尤利乌斯” ( 即古罗马独裁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皇帝习惯这样称呼小毛奇，竟然以这种方式将他逼进死胡同，但他还是屈从了。

　　总参谋长这一职务对小毛奇而言可谓千斤重担，因为在伟大先人的丰富遗产面前，他自惭形秽。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让任何不熟悉军事情况的人介入。也许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在军事上却是个门外汉。如果说皇帝已经是一个性格复杂、神经敏感的人，那么毛奇的性格就更加复杂和敏感。在他当面对国君提出的条件中还有一个要求，即他在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前，还想以军需总监的身份独立自主地领导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习，这其中含有几分验证自我的意思。根据施利芬的评价，演习的结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负的繁杂工作，其地位也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的是一个超群绝伦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机构。。

　　生活在威廉时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许多事情已变得虚伪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奋和永不懈怠的自觉性致力于总参谋部的工作。在最初几年，总参谋部仍准备在东线采取行动，后来，每年都对进军西线，以及法、比、英、俄军的现状及其对德东西部要塞体系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对法比军队的估计极为准确，法国鉴于其不断增长的兵力而从防御战略到进攻战略思想的巨大转变，丝毫没有逃过柏林总参谋部的眼睛。英国军队为准备一场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正进行改组，对这支军队无需给予过高评价;对于大英帝国其他成员国军队(比如印度军队)参战的问题，可以根本不予考虑。使他们感到惊讶的倒是，俄军在对日战争失利和经过革命动荡后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了元气。在武器技术和军队装备方面，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出现了新型机枪、新型机动超重型炮兵以及内燃机在陆上车辆和飞机上的应用。 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新型技术部队相继出现，如电报分队、通信分队、发光信号分队、自行车营、飞艇部队、航空部队和汽车部队等。机枪已普遍成为步兵武器。德国军事航空除系留气球之外，正在试验“策佩林伯爵”号 ( 译注：旧译“齐柏林”号。 )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自一架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试验成功之后，小毛奇认识到未来使用作战飞机和侦察飞机的可能性。当然，对装备及其购置问题，总参谋长的意见并不起决定作用。主管该项事务的是普鲁士战争部，而要想得到相应的拨款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毛奇的这一新想法肯定会招致后来毛奇的批评者对他的指责，说他对施利芬计划打了折扣。老的“伟大计划”有一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但是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制订毛奇计划的鲁登道夫—普鲁士总参谋部最后一位具有杰出战略头脑的人—认为这个计划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出同样评价的还有著名军事理论家，总参谋部第3处(法国处)处长冯·库尔将军。一切都取决于付诸实施，如库尔将军所说的，取决于在关键时刻实施“指挥的艺术”。保罗·冯·兴登堡曾说过，总参谋部勤务纯粹就在于将理智运用于适当的时机。总而言之，对于能洞察整体的人来说，指挥艺术和镇定自若则显得更为重要。需要的是在巴塞尔-亚琛地域部署六个集团军，并排定其先后机动顺序。小毛奇能否胜任这一重任，战前无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但也没有人否定。毛奇也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思想，短期战争的魔力使他着迷。他曾多次说过，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实施机动战，必须进行会战，而绝不能发展成为阵地战。，在某些事情的运作上毛奇要比施利芬更正确更理智一些。毛奇努力与海军司令部协调陆海作战计划，并督促海军舰队立即投入作战，但并未见效。同时，还恢复了与维也纳奥匈帝国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元帅的联系。维也纳已大体上知道，德国在两线战争中将首先在西线迅速夺取胜利。

　　1911年，毛奇因胆病第一次病倒，由此关于毛奇即将被迫离职的谣传四起。第二年，第一军需长冯·施泰因将军因过于迟钝而被解职，由瓦尔德泽伯爵元帅的一位亲属格奥尔格·瓦尔德泽中将接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其说他是一名高级参谋军官，倒不如说像一名外交官。在这种状况下，在为增加军队数量的斗争中，一位在总参谋部内一直默默工作的人走向台前，这就是第2处(德国处)处长鲁登道夫中校，一位传播战争“真实形式”的信徒。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指出，战争不是政治的手段，相反政治却是战争指导的手段。他口头上说这是为了完善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实质是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一种反驳。威廉时代政治思想的贫乏，正适合了军事措施干脆可以代替政治决断这种论调的滋生。对暴力的推崇，认为和平只是两次战争间的间歇，一切手段都应服从于作战，均是军国主义理论的写照。

　　1914年7月毛奇因治疗胆病和轻度肝肿大来到卡尔斯巴德，医生说虽然他已年届67岁，但仍可正常活动。7月21日，他在这里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想和鲁道夫·施泰因谈谈心，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他逐渐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返回柏林。此时，乌云骤然笼罩天空，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答复实际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在柏林人们还生活在一片和平与宁静之中。1914年7月28日，毛奇突然感到形势已无可救药，一场大战势在必行。他起草了一份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呈文。他写道，他的最大忧虑是敌国可能将宣战的罪责推到德国身上，从而使以后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背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声。毛奇认为，只要俄国没有介入，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私事。自7月26日，俄国开始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措施，次日法国也步其后尘。1914年7月31日，当俄国劝说维也纳在塞尔维亚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的努力失败后，俄国实施了动员。毛奇、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和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就法国动员后立即通过比利时向塞纳河流域突击的问题进行协商。毛奇和瓦尔德泽此时已经在考虑迅速启动其进军计划的问题。帝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表示反对，他认为只要法国不宣战，就不应染指比利时。

　　年复一年不断进行研究和完善的动员和开进，如同一部庞大和运转自如的机器一样启动了。在巴塞尔和克雷菲尔德之间展开7个集团军，与在上莱茵实施掩护任务的部队一起共计160万人。5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已做好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准备，2个集团军集结于阿尔萨斯和洛林。1个预备队军部署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防英军可能的登陆。在正面，法国已将5个集团军部署在勃艮第运河与阿登之间地域，随时待命出发，此外还有比利时集团军和英国准备用于在北非登陆的远征军。在东线，第8集团军担负掩护东普鲁士的任务，该集团军司令是冯·普里特维茨·翁·加夫龙大将，参谋长为第一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奥地利主力在加利西亚展开。俄国将两个强大兵团——涅曼集团军和纳累夫集团军，集中部署在东普鲁士，第三个集团军集结在华沙地域，共同对付加利西亚的奥军。

　　从比利时接连传来胜利报告，德军已迅速突进到布鲁塞尔地域。1914年8月20日，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决定采取一项措施，也就是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曾说的这是敌人给他的最大的“帮忙”。霞飞以其一部兵力突入德军预先设置在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包围地域。1914年8月21日和24日，战争的命运掌握在了德军第1、2、3集团军司令部手里，他们拥有100个营和1044门火炮，在人员和装备上均优于敌人。右翼的第1和第2集团军集中由冯·比洛大将(第2集团军司令)指挥。比洛曾做过施利芬的军需总监，是普鲁士军队中杰出的战术家。他的参谋长冯·劳恩施泰因少将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但他的身体像毛奇一样欠佳。1914年8月25日，作战处长塔彭中校指出，6周后“整个事情”就将完结。然而，会战在瑞士与比利时之间地域艰难推进。冯·毛奇考虑的要比塔彭实际一些。在由科布伦茨向卢森堡的开进途中，他于8月末在皇家专列上对海军内阁首脑冯·米勒海军上将说，法国人可以被击退，但还不会被击败，打败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只下达少量命令，对战事进程实施概略性指挥。对此，野战铁路官格勒纳中校认为，大本营在精神上已麻木不仁。此间，俄国对东普鲁士的进攻给德国造成了威胁，毛奇准备从西线分出6个军到东线。

　　8月27日，如同一扇旋转大门似的德军大部队已突击到法国北部塞纳河流域的深远地域，还有10个行军日便可到达巴黎。毛奇决定，只抽调两个军到东线。由于部队强烈的进攻欲望，以及对作战缺乏协调，致使进攻行动变得支离破碎。计划在右翼外延构成进攻重点的企图没有达到预期程度。当右翼已变更部署之后，由阿尔萨斯向此调动部队的命令才下达。当法军总司令霞飞认识到有被德军超越的危险后，决定主动后撤，并准备当德军的机动未取得成效前，重新部署部队，后发制人，再向德军发起进攻。当人们获悉，德军重骑兵已接近巴黎时，巴黎城内一片惊慌。为谨慎起见法国将政府迁至波尔多。但是毛奇已查明，并没有迹象表明敌军已全面崩溃。1914年8月29日，毛奇从科布伦茨写信给他的夫人说，在大本营内还没有人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皇帝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毛奇对这种声音恨之入骨。1914年9月4日，国务秘书黑尔弗里希听他说过：“我们不想自欺欺人，我们是取得了战果，但还没有取得胜利。所谓胜利是说消灭了敌人的反抗力量。如果敌人有百万大军，那么胜利者就会有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

　　1914年9月5日，毛奇派情报处长亨奇中校到右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察看战情。毛奇担心的是英军在佛兰德登陆，以及在里尔地域集结的法国本土陆军的介入。由于冯·克卢科大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过于靠右，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的方向又太左，致使两军之间出现一个缺口，要填补这一缺口只有使用强大的统帅部骑兵预备队，但在使用中又出现失误。与塔彭那种毫无顾忌的乐观主义相反，亨奇倾向于认真对待每一个困难。毛奇还是更喜欢严肃谦恭的人。亨奇发现，第1、2集团军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重要的是需要总参谋长以其魄力亲自介入右翼的战事。正当霞飞实施他的“主动撤退”行动时，巴黎军事政府的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自作主张将其步兵搭载汽车投入前线—这是战史上首次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战例，并组织已受严重损失的第5集团军向德军第1集团军翼侧和背后发起突击。这一行动开始付诸实施，突击德军缺口的任务只有由英国骑兵来担负。亨奇中校的悲观主义同塔彭的天真幼稚一样缺乏合理性，他说部队也不得不奋战到底。1914年9月8日，毛奇在与其各处处长早晨会商时决定，再一次向各集团军派出一名全权代表。尽管政治处推荐了精力充沛的冯·多梅斯上校，但毛奇还是选择了亨奇，因为他已熟悉情况。

　　1914年9月14日，军事内阁首脑冯·吕克尔侯爵大将告诉他，说皇帝陛下认为他继续指挥作战对他来说将是一件过于痛苦的事。接任他的将是战争部长冯·法尔肯海因中将。上述两位人物在毛奇眼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毛奇要进行自我防卫。他与法尔肯海因一起晋见皇帝并向皇帝进言，在经过一次失败后便更换总参谋长，这将给世人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皇帝便说，那就让法尔肯海因行使军需总监的职责吧。性格粗暴的法尔肯海因当即提出异议：他只有在掌握全部行动自主权时才能指挥作战。毛奇表示同意。也正是在这一周，他的胆病再次发作，后来毛奇将这一周称为“殉难周”。1916年6月18日，一战尚未结束，这位陆军大将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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