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为何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什么?

  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以悲剧性的结局而收场,这种悲剧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果单单从弘光朝内部矛盾来看,左良玉起兵有其正当性和进步性。马、阮集团把持朝政,政治腐败,大肆打击迫害东林党复社人士,百姓也怨声载道,皆斥马、阮为祸国殃民的奸臣,弘光朝廷存在仅仅一年,就有马士英、阮大铖两人名列《明史》奸臣传中。左良玉起兵“清君侧”除奸党,也可称之为义举。但左良玉起兵却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与响应,以致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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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左良玉军队成分复杂,军纪败坏,战斗力严重下降。左良玉军队一向以纪律败坏、骚扰百姓而闻名,特别是江南的士民们对左军在崇祯十六年沿江东下大掠、滋害扰民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左良玉兵半群盗,甚淫毒,没入民家索贿,用板夹爇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掠妇女,公淫于市,若入舟后,或注目岸上,望父夫若泣,则身首立分”。左军“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此外,左良玉长期不听节制,飞扬跋扈,此次率大军东下,又有避免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之嫌,难免给人以口实,难为公论所容,难以取得士民的理解和支持。左良玉死后,左梦庚既无治军之才,又无统帅之能,难以服众,左军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再加上左军成分复杂,多乌合之众,板子矶一战即被黄得功击溃,可见战斗力之差。

  第二,以文官治国,以文臣制约武帅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士大夫们对武将保持戒备心理,对武将以武力的方式来干预朝政之行为丝毫不能容忍。尽管马、阮集团大肆打击、迫害东林党复社人士,但东林党复社人士从未想过借用左良玉的力量以武力来解决马、阮集团,以袁继咸的好友张自烈的一段话可为代表,张自烈对袁继咸说: “ (左)良玉恣睢日久,若借援于彼,得安其位,必窃谓江督博我声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唯良玉意所欲为,少与龃龉,必致撼,不肯下。且中外又谓良玉久据上游,使正人不受祸,寇贼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玉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镇自此贻跋扈之渐,恶再能安身以安朝廷哉!”可见,当时的清流文人士大夫们仍然拘泥于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对武将仍然不加信任,持戒备心理。左良玉起兵时,想邀请何腾蛟、袁继咸共同起事,被二人拒绝,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点。左良玉起兵时,尽管一再大造舆论,企图取得东林党复社等清流人士的支持,形成广泛的同盟军,结果却是四方毫无响应,使左良玉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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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政治上的不成熟。左良玉本人行伍出身,晓畅军事,但在政治上则显得很不成熟,且左良玉起兵“清君侧”时,已老弱多病,对天下局势缺乏清醒的判断能力,其军队也难以约束,因而易受鼓动仓促行事,导致选择起兵东下的时机错误,?“海内望是久矣。无不喜其来,而悲其晚”。当时清兵南下,大敌当前,应以抵御清兵为首要任务,而左良玉却一心以剪除马、阮集团为首要,挑起内战,不以大局为重,难以取得广大士民的支持。马士英、阮大铖一向对左良玉防备甚严,除了在板子矶筑城防卫,又尽撤江北劲兵来截击左军,同时马、阮把持朝政,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对左良玉大加讨伐,斥为叛逆,也使左良玉处于不力境地。江北诸镇一向以定策功自居,与马士英、阮大铖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同时又畏惧北来的清兵,自然也乐于以“勤王”的名义响应马士英的号召,率兵去讨伐被视为叛军的左良玉,从而使左良玉在政治、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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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良玉起兵东下,其主观上想铲除祸国殃民的马、阮集团,解救被迫害的太子及东林复社人士,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在客观上,同室操戈,帮助了清军南下,使清军不费吹灰之力迅速灭亡了弘光朝廷。因此,尽管有人认为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不是反叛,但在清军大举南下,弘光政权危若累卵之时,左良玉不顾大局,一意孤行,起兵东下,仍属不明智之举,对弘光政权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以失败而结束,不但未能铲除马、阮集团力挽狂澜以救国,反而加速了弘光朝廷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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