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东林党的兴起
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东林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这个称号。黄宗羲就曾辩驳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东林党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一般都把东林之始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认为，东林之始可追溯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夺情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人员构成与宗旨
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启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为数不少，顾宪成，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等，一是因为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东林党人认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道德论理问题，而且东林人士认为要拯救危局、解决危机，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复兴道德，并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以道德济世。正因这一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相似的的学术渊源，东林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这一强大的团体。
东林党的主要活动
东林党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书院建立之前，顾宪成等一批后来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在建储、税监、会推阁臣、京察等问题的论争中，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此为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顾、高等人以书院为大本营，研习道德学问之余，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论政”，最典型的就是推举李三才入阁之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复职并主持了许多重要职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时力图清算前案，这是第二阶段;“东林”与“非东林”两大派系的对立与党争愈演愈烈，由于得到熹宗的支持和信任，魏忠贤的阉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大批东林人士惨遭迫害，这是第三阶段。
东林党参与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储之争。建储之争历时十几年，几乎可以说是万历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东林党的骨干们脱颖而出，赢得过人的声誉和大批的支持者。在这群日后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事实上，早在张居正夺情风波中，这些官员们就已显示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反对、抨击一切违背儒家正统的行为。在建储事件上，他们的反应更加激烈，当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时，他们相互援助，通过舆论手段不断进行反击。由于东林党人把个人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惩罚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对他们道德的褒奖。东林党人最终成功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但也正因如此，万历日渐消极，对朝政几乎放任不理，明末颓势也就愈发明显。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争。明朝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两种。考核决定着这级官员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个党竞争的主要场所。在历任首辅之争及李三才任用问题上，东林党人与齐党、楚党、浙党针锋相对。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双方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尽聚其下，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而后，双方争斗不休，直至崇祯末年东林与阉党余众仍是势如水火。
三、抑制矿监税使之争。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金银。他们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民房，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断，矿监税使掠夺财富的总额超过了政府赋税收入总额。【7】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反抗，民变此起彼伏。东林党人本着士的“良知”，掀起舆论攻势，想逼迫万历裁撤矿监税使，其中东林党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书，言辞激烈，赢得众多东林党人支持。但万历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东林党的强大政治攻势，终究未使他屈服，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去世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东林党的失败
天启初年是东林党的鼎盛时期，大量东林党人复职，担任朝廷重要职位，齐楚浙党被逼到了困境。由于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许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员也被逼到了反东林阵营。与此同时，宦官魏忠贤由于深得熹宗信任，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关键人物，反东林势力渐渐聚集到他麾下。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奸臣乱政”。天启五年，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编《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阉党四处搜捕收押东林党人，先后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骨干都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并被杀害。东林之盛终成昙花一现之势，朝政完全落入阉党之手。
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与阉党余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
历史评价与反思
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楚、浙及阉党一样，“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不务空谈, 主张躬行实践, 不是为讲学而讲学, 而是要过问政治, 以达到经世致用”。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然而，东林党人初心虽好，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这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道德济世，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 主要体现在“清议论政”和“生民关怀”两个方面。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后果，也不难看出东林道德经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相反，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扶植同党，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欲将其一网打尽。虽然这是时势所迫，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由此看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党内派系争斗罢了。无论如何，他们平息党争，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
我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极端且不识变通，将大批正直的中间派官员逼入“反东林”派系中。谢国桢先生曾感慨:“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 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 都斥为异党。”
二、对于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济世手段的不切实际。明末社会积弊甚多，王朝可谓危如累卵，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他们意图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殊不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多大帮助。相反，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剧了党争。
三、士本身的局限性。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自傲，孤僻，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这一点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尤为明显)。同时，东林党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
四、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党同伐异，根本没有精力实行救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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