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有一场发生在南郡王刘义宣和孝武帝刘骏之间的重要战争。按刘宋朝廷当时的形势，如果刘义宣凭借他在荆襄一带的长期经营，再加上被称为“万人敌”的鲁爽等勇将支持，若无意外之失即可成大事——成立一个相对“正常温和”的刘宋政权。
然而，刘义宣最后的功败垂成，竟归因于其极为信赖的名将鲁爽的两次酗酒，教训至为深刻。
鲁爽与刘义宣相交已久，刘义宣本欲藉其勇力以成大事。孝建元年二月，刘义宣派密使通告鲁爽，约定于秋季共同举事。不料，接书时鲁爽正在喝酒，喝醉了的他连日期都没有看清，便不分青红皂白立即起兵行动，同时还派人告知他的弟弟鲁瑜一同起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义宣等人只好在仓促间共同起兵，导致这件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件在时机和准备上先失一筹。
后来，鲁爽率军直出历阳，从采石渡江，计划与另一支友军水陆两路一起沿江而下，直逼金陵。按照他的这一作战计划，只要一举击溃孝武帝派出的薛安都部，便可以直入金陵，覆灭昏庸的孝武帝统治。可惜的是，当鲁爽所部与薛安都军兵锋相交时，却再次因为喝多了酒，竟然“无力被刃”，以致被本来不是他对手的薛安都毫不费力地斩于马下，鲁爽军队失去主帅，很快便被击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弟弟鲁瑜也被部下斩杀。后来，刘义宣也因为没有鲁爽军队的呼应支持而失败被杀。
近1500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由思及绵延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以及诸多因酒而亡国亡政亡身的深刻教训。据《世本·作篇》记载，最早发明造酒技术的仪狄、杜康，均是大禹时代的臣属。据说，禹在饮了仪狄献上的酒之后就对酒本能地心生恐惧，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并因此而“疏仪狄，绝旨酒”(语见《战国策·魏策二》)。即禹不但戒酒，还从此远离用酒来讨好自己的仪狄。然而，禹的孙子太康不但迷恋女色，而且狂饮不已，最后在一次出京游猎时，京城和大片国土被夷羿攻占，太康成为华夏史上第一个因酒丧政之君。后来复国的夏朝末帝夏桀更是酒色之徒，据说他在皇宫修造的酒池大得可以航船，夏桀则日夜与王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最后把夏朝推向了灭亡的境地。
商朝的末帝纣王更是在宫中“积糟为丘，流酒为池”，还在酒池边“悬肉为林，使男女裸身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据说纣王君臣一次曾连续喝酒七天七夜，纣王最后不但国家被周朝覆灭，自己也是葬身火海。基于商纣失国的教训，新建立的周朝大臣周公专门作了一篇《酒诰》以训诫他的后人：“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史记·卫康叔世家》)把“酒”和“色”列为纣亡的主要原因。基于此，周公要求前往卫国上任的康叔及其治下的臣属们“刚制于酒!”——即“绝对不能喝酒酗酒”。在《酒诰》里，周公做出了“刚性规定和要求”：如果是随康叔到卫国的周人有“群饮”(类似于今天的大宴宾客)行为，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也就是要统统逮起来押回都城，杀了他们。周公《酒诰》可谓史上最严的戒酒令。
然而，到了周公的后人周厉王、幽王时期，酗酒之风再次兴盛，其中周厉王“荒沉于酒，淫于妇人”，周幽王则“饮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周朝经两个“酒徒色棍”的“折腾”后终趋崩溃。春秋战国时期，因酒误国亡政者更是举不胜举。其中最典型的是战国末年的宋康王，这位曾经先后打败齐国、楚国和魏国的勇武之王，本有可能使宋国成为战国“第八大国”。然而，小胜之后的他却开始沉溺于酒色。据传他在喝酒时，臣下和百姓必须在旁边和周围“山呼万岁”以为其“助兴”。正因为如此，康王在位时宋国最终被齐国所灭。后世的齐国名相邹忌因此说：“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
历史上也有因戒酒而成大功的正面范例。据《新序·刺奢》记载，战国初年，晋国执政大臣赵襄子一次设酒宴待客，连喝五天五夜，兴致依然很浓，他颇为自己的酒量自豪。这时，一个名叫优莫的侍者反讽道，那您就继续喝吧!当年纣王喝了七日七夜，您比纣王还差两天两夜呢。赵襄子听到这句话顿时警醒了：我岂不是也要完蛋了?赵襄子听从优莫的谏言，当即停止了长夜之饮，奋发求治，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开国君主，成就了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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