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拉玛四世已经意识到，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面前，东方国家不管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封闭的国门一定是会被敲开的。与其像中国和缅甸一样，被人家用大炮轰开国门，倒不如自己主动将国门打开。与其像中国和缅甸那样，在人家来叩门的时候态度强硬，夜郎自大，而在国门被打开之后，又惊慌失措，卑躬屈节，丧权辱国，倒不如主动与之接触，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夹缝里讨生活。因此，拉玛四世决定放弃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他把与西方各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当作实施改革措施的第一步，尽管这些条约的签订使暹罗被迫作出许多让步。

　　国门打开了，凉风吹进来，难免会感冒，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拉玛四世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中国洋务派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他开始了自上而下、从皇宫内向皇宫外的一系列改革。拉玛四世首先邀请一位英国女教师安娜李奥诺文斯( Anna Leonowens，1831-1915年)来暹罗，在皇宫内为王子、公主及部分贵族子女教授英语和其他近代科学知识，在宫廷中推行西方的教育，并聘她为国王本人的英文秘书，协助处理与西方各国的来往信函。安娜原是一位英国军官的妻子，其丈夫去世后她带着孩子应聘于暹罗皇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做法难免受到部分大臣的反对，但拉玛四世执意坚持，反对派也无可奈何。传说拉玛四世与安娜曾发生过一段恋情，这个故事被改编为歌剧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组约百老汇上演。香港也曾拍过《国王与安娜》的电影，由著名演员周润发主演。

　　作为文学作品，当然可以采取浪漫和夸张的创作手法，也可以在基本忠于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想象和虚构。但作为历史，就必须忠于事实。泰国官方对百老汇的歌剧和香港的电影颇不以为然但对安娜在拉玛四世行政制度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则是充分肯定的。安娜是第一位将西方教育引进暹罗皇官的西方人，打破了暹罗传统的寺院式教育，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她培养的学生中，有后来在暹罗大力推行改革运动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有诸位辅佐拉玛五世改革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亲王和女亲王，在王室领导层形成了一个主张改革的核心梯队。安娜在皇宫里办学，引起了暹罗的教育革命。

　　拉玛五世即位后，也仿其先例于1871年在皇宫里办起一所正规学校，让王室及贵族子女就读。主要课程有泰语、算术和王室礼仪，并聘请外籍教员教授英语。189年又办玫瑰园侍卫官学校，后改为文官学校，1916年升格为朱拉隆功大学。拉玛四世虽然贵为君王，却因为接触西方文化，阅读大量的西方的启蒙读物，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朴素的民主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他首先废除了经过国王面前必须爬行的旧礼节，一切外国使臣的朝见可免予殿前匐及跪拜，借以显示平等相待。而在中国的清廷，曾经为外国使节是否要向中国皇帝跪拜争执了很长时间，并因此类繁文缛节耽误了外交大事。相比之下，拉玛四世比清廷皇帝开明。以前暹罗国王很少离开宫廷出游，每年至多只有一次到城内参拜庙宇。

　　出行时，文武百官随行，所到之处，百姓须肃静回避，不能伫立观望。法律规定，遥罗国王所坐的皇家船队经过时，百姓若仍在岸边走路、伫立观望或在窗口暸望，军曹可以用弓箭射杀。拉玛四世下令废除此项陈规。他还一反历代国王很少出游的惯例，经常乘船外出，到民间了解民情。他甚至乘船从曼谷出发，沿暹罗湾东海岸航行至宋卡，也不要求沿途的百姓回避。有一次他从城里朝拜神庙回来，离开了皇家船队，独自一人驾驶着自己的蒸汽船溯流而上，离开皇宫两三里，使群臣大为惊讶。拉玛四世这种接近民众的民主做法，打破了国王神圣不可接近”的传统陋习，大大改变了社会风气。早在素可泰王朝兰甘享时代，国王会在官门外挂上一口大钟，老百姓可以敲钟求见国王，申诉冤案和解决困难。

　　这种原始部落制留下的民主传统，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消除殆尽。拉玛四世则下令恢复这种优良传统，规定每月的第七天和月缺的第十三天，他便坐驾苏哈斯瓦那耶宫，敲响宫前大钟，让老百姓来诉苦申冤。并规定，申诉人必须使用简洁语言，不得拉三扯四，粗言烂语。任何一个排谤别人、心存不良的贵族都不能让他申诉。他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坚决反对王室成员犯法可逃避审判的规矩。他告诫朝中大臣，如果认为王室成员不能审判，那是直接损害宫廷的荣誉和尊严。他还规定，如有老百姓或任何官员对国王不满，应该接受他们的申诉，并请所有大臣以至宫廷内的女官进行判断，如证据不足，可给国王来信，然后国王根据实情予以答复。

　　拉玛四世对西方民主选举的制度十分憧憬。在拉玛三世去世他被选为继承人后，拉玛四世曾去信他的笔友威尔斯和槟榔屿的总督，说自己是被选出来的新国王。这自然是可笑的事，但反映出他已具有选举的观念。拉玛四世登基后，有两名法官去世，须委任新人补充职位，他便下令由王室所有亲王及盲员投票选举，并声明除国王及副王的随从不能被选外，其他任何人，包括奴隶，只要他有能力和智慧，能根据真理、正义和法律对案件作出明确而满意的判决，都可被选，命令中还详细规定选举的办法和规则。暹罗社会自古以来，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婆罗门教不可逾越的种姓等级制度，在暹罗有广泛的影响和悠久的历史渊源，虽然没有像印度那样形成5个种姓，但社会阶级等级森严，社会地位的尊卑世袭化、固定化。

　　佛教传入后，主张众生平等，也只是流于口头说说，在社会实践中根本无法兑现。自从阿瑜陀耶王朝戴莱洛迦纳王实行萨卡迪纳制以来，便在遥罗确立了封建等级制度，不同的阶级领有数量不同的封田，广大民众作为社会的底层，被紧紧地東缚在土地上，哪里有什么平等、民主和自由?拉玛四世由于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自由平等意识，这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进发出来的思想火花。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思想火花竟然发生在一位有权有势的帝王身上，使得他可以付诸实践，尽管只是一些简单的尝试，也给封闭沉闷的暹罗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中国清廷王室则没有这种福气。虽然戊戌变法也倡言改革，但光绪皇帝既不懂英语，也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连他自己都不知民主为何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戊成变法先天不如暹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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