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遮娄其王朝在南部最大的对手，是崛起于今天泰米尔纳德邦东北部，帕拉河谷的“帕拉瓦王朝”，也就是玄奘笔下的“达罗毗荼国”(公元275-897年)。达罗毗荼国时代是北印度文化向泰米尔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然而在印度混乱的历史中，帕拉瓦王朝的统治阶层，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南印度土著政权还是存疑的。毕竟自孔雀王朝起，印度雅利安人的政权势力就已经触及到了泰米尔地区的东北部。帕拉瓦王朝的强大，很可能是因为上层带入的北方基因。

　　真正能够确定属于达罗毗荼系的，是分布在今天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的三个国家：朱罗、潘地亚、哲罗。其中朱罗的核心区在泰米尔纳德邦中东部的“高韦里河”下游;潘地亚的崛起地在该邦东南部的“韦盖河”河谷。哲罗的控制核心，则是位于德干高原西南沿海平原带的喀拉拉邦。上述三个因地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王国，早在孔雀王朝入侵德干王朝之前就已经存在。

　　语言归属是印度划分行政区域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喀拉拉邦的官方语言“马拉雅拉姆语”，也是古泰米尔语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时分化出来)。促使喀拉拉邦或者说“哲罗”与朱罗、潘地亚(泰米尔纳德邦)分化的原因，在于地理的分割。整个德干高原边缘，是被两条整体呈V字型的高大山脉围就，包括西侧的“西高止山脉”和东则的“东高止山脉”。其中更具连续性的西高止山脉一直延伸到了印度半岛的南部顶点，这一地理特点，使得喀拉拉邦所处的沿海平原，与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割。

　　另外，古泰米尔地区能够长期抵御住北方入侵，除了优良的农业条件以外，海洋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方位上看，泰米尔纳德邦的河流皆从东南方向的孟加拉湾入海，孟加拉湾另一侧的东南亚是其主要贸易方向;喀拉拉邦则正好相反，面临阿拉伯海的这条狭长沿海平原带，除了是整个印度降水最多的地理单元以外，也是阿拉伯乃至非洲方向登陆印度的首选之地。这条位于西高止山脉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海岸(北部目前为卡纳塔克邦境内)，又被贸易者称为“马拉巴尔海岸”(马拉巴尔为山海之间的意思)。在后面解读葡萄牙人的登陆时，马拉巴尔海岸将成为我们的重点。

　　贸易方向的不同，显然也是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形成差异化地缘特质的重要原因。长期面向“西方”的贸易特点，对喀拉拉邦人口的宗教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今天在喀拉拉邦的信仰分布中，印度教大约占6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占两成。在很多地区，这样的比例足以成为动乱的根源。然而在喀拉拉邦，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三大宗教强势共存的客观事实，反而促使该邦民众在印度独立后，多次选择无神论者(共产党)执政。以至于今天的喀拉拉邦，成为了整个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最文明的地区)。

　　上述三国在印度半岛的最南端，经历了上千年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博弈。尽管哲罗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贸易和独立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从争霸南印度的角度来看，还是潘地那和朱罗所在的泰米尔纳德地区更有潜力些。公元9世纪末，随着曾经控制泰米尔、泰卢固地区的“达罗毗荼国”(帕拉瓦王朝)走向衰弱，泰米尔三古国中与之最近的朱罗也抓住了机会复国，并成功颠覆领地大大缩小的帕拉瓦王朝，南印度也由此迎来的朱罗时代。

　　遮娄其人对安得拉邦地区的入侵，是帕拉瓦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在攻灭帕瓦王朝的过程中，决定实施本土化策略的东遮娄其王朝，与复兴当中的朱罗结成了盟友。后者也依靠这层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成功的臣服了潘地亚、哲罗等竞争者。问题在于，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统一整个泰米尔地区的朱罗王朝，如果想进一步向北部，尤其是泰卢固地区扩张的话，终究还是要面临的东遮娄其王朝一战的境地。不过，事情最终以一种看似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公元11世纪后期，两个南印度王朝通过联姻，分别代表泰米尔和泰卢固地区完成了正式合并。

　　新建立的王朝，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遮娄其-朱罗王朝”。当然，这次合并其实就是朱罗王朝对东遮娄其王朝的吞并。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得益于朱罗王朝对泰米尔地区的整合以外，更因为朱罗王朝在公元11世纪时，在海外的强势扩张。这使之有机会成为南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冠以“帝国”称号的国家。不过相比15世纪时，郑和下西洋以及葡萄牙开启的海外殖民事业，朱罗王朝代表南亚次大陆，在东南亚进行的海上征服事件，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先来回顾下东南亚的地缘特点。整个东南亚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大陆相连的“中南半岛”;另一部分则是主要包含大、小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的“南洋群岛”部分。后者又被西方殖民者称之为“东印度群岛”;前者则因为被认定为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大陆，而被西方称之为 “印度-支那”或“中印半岛”。基于地理环境上的区别，今天生活在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上的族群，在属性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以语言来划分的话，南洋群岛(包括马来半岛南部)属于“南岛语系”民族覆盖区，中南半岛上的民族情况则要复杂些，有属于“南亚语系”的，如柬埔寨的高棉族、越南的京族;有属于壮侗语系的，如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也有属于汉藏语系的，缅甸的缅族。

　　中国和印度，是整个东南亚民族的来源地。从时间关系上来看，南岛语系民族迁入东南亚的时间最早，在受到后来民族挤压后，向南渡过马六甲海峡，并一步步向整个南洋群岛扩散。这其中各民族的来源地究竟是哪里，又是个争论不休的事情。好在这些太过久远的血统问题，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相同的种族背景，也不会为这些民族的融合制造障碍(如印度那样)。我们更加关心的，是进入文明时期的东南亚，是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印度在这当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海洋贸易是远距离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印度半岛漫长的海岸线，以及身为西方贸易重要产品出口地的地位，使其很早就成为了世界海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开放性结构及内部的分裂性，也是印度半岛能够发展海洋贸易的重要原因(有多文化、经济形式共存的空间)。就这一点来说东南亚的情况与印度类似，只是基于印度的文明层级更高，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地缘特点，更容易使之成为外来文化的接收地。同时，征服了恒河下游的印度雅利安文明，也通过陆地线路，经缅北向中南半岛渗透。这双重优势，使得印度文化在东南亚的早期传播要比中国更为据优势。侧重于自身大陆属性的中央之国，更多只是在越南半岛北部的红河平原占据优势。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宗教信仰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体。经由贸易传播，最迟在公元前的印度孔雀帝国时代，印度教和佛教就已经成为东南亚很多地区的主要宗教了。比如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王国，公元前1世纪建国的“扶南”。以及扶南衰弱后，同样在湄公河中下游地区崛起的“真腊”，印度教都享有国教的身份。

　　在印度本土所经历的，长达千年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与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宗教之间的竞争，同样也在东南亚延时上演。只不过，东南亚整体黄种人属性的特点，本身对于具有种族隔离作用的“印度教”并没有刚性需求。所以更具平等思维的佛教，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当然，毕竟印度教曾经在东南亚兴盛一时，二地的地理环境特点又有诸多相似之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中南半岛的佛教国家，看到一些印度教文化的遗存。比如泰国最著名的宗教标志“四面佛”，其实就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中被边缘化的“梵天”;印尼的戏剧舞蹈在分类上，属于印度教舞系等。

　　需要说明的是，东南亚尤其是南岛部分，并非只是海洋活动的被动参与者。包括南洋群岛在内，分布于台湾岛以南的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岛屿之上的“南岛语系”民族(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能够充分体现这一族群的海洋属性。最迟在公元1世纪，为独木舟一侧或者两侧加装“弦外支架”的技术(以在恶劣气候中保持舟体平衡)，就已经帮助“南岛语系”民族从东南亚地区向外扩散了。其中向太平洋地区迁徙的部分，形成了现在分布于夏威夷、新西兰等地的“波利尼西亚人”，向印度洋方向迁徙的，则主要成为了 “马达加斯加人”的族源。

　　留在南洋群岛地区的南岛语系民族，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岛屿国家的部分，在语言分类上则属于“印度尼西亚语族”，通常情况下，广义的“马来人”就是指向这一族群分类(狭义则是指马来西亚人)。如没有特别说明，行文中所指“马来人”都是指广义层面。

　　基于体量关系，岛屿本身很难产生原生文明。其位置也使得其在文明的学习层面，落后于可以海、陆两线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南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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