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籍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章学诚主张做学问首先要从“性情”人手。“性情”指的是个人的天资和兴趣，也包含读书中的个人感悟和体会。他在《说林》说：“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 自然 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道”具有“公”的性质，有“天下之公器”之意。而学术则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必然会打上个人兴趣才力的烙印，具有个人特色。“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博约中》)章学诚论学深受王阳明良知良能说的影响。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之说，进一步阐释“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认为人内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学习的能力和成为圣人的能力。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体与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验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才能被主体自觉认识，良知只有在功夫展开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章学诚对此进一步发挥，将其运用到治学之上，就是要寻找学术中与主观天资相契合之处。“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他主张为学之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资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良能其道易入”(《答沈枫墀论学》)。总之，认为学术是由潜藏于自我之中的某种价值或原理——实斋亦将其表达为“性灵”——所引导而进行的极为个体的活动。但如何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天资和性情爱好，这就需要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寻找和验证，“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人，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论学还主张博与约的结合，初学者读书要博，通过广泛的涉猎和阅读开阔视野，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能激发自己兴趣的学术领域。为学除了依循性情而人之外，还要依照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为学方向做出选择，又云“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根据自己的天资和性情对为学方向有所选择，成为“专家”，即由博返约。章学诚的这种感悟，也包含着自我审度的经验。他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又谓：“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家书二》)在考据之风风靡之时，章学诚能够结合自身的特点不趋时风，另辟蹊径，从史学入手以“文史校雠”为治学门径，最终在学术史上留下青名，这也是他“善自度”的结果。

　　二、趋风气与开风气

　“性情”不仅和个人的治学相关，而且和“风气”的因循和变更也有密切关系。“风气”指某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风气。为学之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趋于一时之风气，于己于学术都无裨益。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中云：“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答沈枫墀论学》)这揭示了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 发展 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偏颇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学风，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是“偏而不备”(《答沈枫墀论学》)，“虽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满的;而趋风气更会产生诸多弊病。历来“囿于时之所趋”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学者趋风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全面客观地对待学术问题，“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淮南子洪保辨》)，从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和模糊，不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误论和繁复。然而学者之所以会趋时风，“不问天资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原因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墀论学》)，“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凡好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家书七》)。所以，章学诚反复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答沈枫墀论学》)，也就是学者首先要“正心诚意”，不为名利所牵绊，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此外，学者除了应该不趋风气之外，更贵在能够开创新风气，挽救旧风气的弊端。“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日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去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学术应该经世致用，也就是通过扭转不良学风来起到救时弊的作用。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说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繁琐的考据学的弊端在后世日益暴露，章学诚能够身在其中而察觉其弊，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和补救，确实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勇气。《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三、博与约 

　　“博”与“约”是章学诚论学贯穿的核心，《文史通义》内篇有《博约》上中下三篇专门论述此问题。“专家”和“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涵义。章学诚之子章贻选在《邵与桐别传》中云：“先师(指邵与桐)深契家君专家宗旨之议，故于宋史主于约驭博也。”余英时在《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指出：“实斋的‘专家’又通于‘约’之义，而以‘别识’为主观的枢纽。”章学诚注重“约”，但也强调“博”的重要性，“博”与“约”是辩证的关系。“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博约中》)只有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才能成“博”，但“博”并不是杂，不是漫无边际，更不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盖学问无穷，而人之聪明有尽，以有尽逐无穷，尧、舜之智不遍物也。”(《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学问之广博不可能穷尽，所以必须有所取舍，而取舍所据的标准就是以“性情”之说而对为学方向有所选择。前面所论述的从“性情”而入，并依照个人的“所短”、“所长”来选择为学方向就是此意。“约”的最终境界是要打通各种学问，达到对存在于各种学问之间的“道”的领悟。因此他对学者将学问分为义理、制数、文辞颇有微辞，他谓：“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博约下》)章学诚对学科分类并不反感，而认为是有必要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博约下》)。他反对的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物而不化者”，“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答沈枫墀论学》)。博约相互结合是为了达到对“道”的认识，章学诚的“道”具有独特性，与传统的“道”具有不同之处。

　　四、“知其所以然者”为道 

　　“闻道”是 中国 古代学者论学的最终目的，“道”通常具有浓厚的道德训诫意味，最终大都指向了“正心诚意，修身养性”。自宋明以来，程朱 理学 和陆王心学虽在“道问学”和“尊德性”方面各有侧重，但他们对“尊德性”的重视是首位的，“尊德性”也是治学的最终目的。因此中国古代哲人的学问观常常等同于修养论。而章学诚所论述的“道”却突破了传统的观念，赋予“道”以新的涵义。他在《与朱沧楣中翰论学书》中云：“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成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勿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可见他认为并非只有传统的性命之学可以见“道”，任何一种学问都可以达到对“道”的认识。他所论述的“道”是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的理性认识，指向于知识层面的对客观学问的探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从事具体知识活动是“器”，是一种途径，正如他所谓的“六经皆器也”(《原道中》)，六经也只是一种工具和途径，并非“道”本身;以此种“器”达到对“所以然者”的“道”的认识;所谓“道学”不能无根底而存在，否则“道学”就是虚妄的，对宋代的“道学”之名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反驳。倪德卫对这段话的阐释为：“这种观点是明代 哲学 所倡导的许多主张的一种变形，即道可以在自己的内在本性中找到，但不是新儒家所主张的那种万人共通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冲动。道在本质上是独特的和个别的东西。”章学诚所认识的道已经与宋代传统的道有很大的区别。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具有近代性质的知识论产生在清代中后期，以戴震和章学诚为代表，如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等。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学术反映了清代“智识主义”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在学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笔者认为章学诚在立根于传统思想资源之上翻新出奇，有着较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经典的束缚，具有近代学术的独立性、主体性。认清章学诚的学问观是理解此一命题的重要一部分，本文只是管窥蠡测，若要进一步论证，还待日后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总的说来，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最终目的。钱穆将其 总结 为：“夫必既贵专门，又尚通识，先本性情，归极大道，而后风气循环，乃有以默持其运于不弊。”章学诚在乾嘉学界沉浸于名物经学训诂之时，重新思考学问的本质与意义问题，其深邃的见解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实为可贵。 现代 学者张舜徽赞其“当举世沉酣于穷经考礼，审音说字之际，章氏独究心乙部，出其闳识孤怀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以自立，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章学诚的学术贡献无愧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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