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清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早已严重亏空，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根基业已动摇。再加上，外国列强不断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因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则成为其统治者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可以说，这个持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在其面临分崩离析的最后十年，最终，在慈禧太后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政治革新。虽然，这场新政的推行并未达到慈禧预想中的效果，但是，却使饱受封建统治的老百姓产生了政治参与意识。
“中国之制度… …奉行日久，不能无弊”，“于是一切政令皆不能不变”;“愿自至以往，维新者当实事求是，守旧者毋至死不变，同心以谋富强”
由于，在甲午海战争中，中国败得实在太彻底，满清政府终于开始全面正视其他国家了。清朝先进人士开始主张追随日本的步伐走一条维新之路。可惜的是，随着胶州湾事件爆发、戊戌变法失败，清朝先进人士逐渐对腐朽昏庸的政府失去信心。
至此，待满清统治者饱受打击后幡然悔悟，决心推行新政改革之时，已经没有多少先进人士响应了。义和团战争结束后，满清统治者对国际背景有了崭新的认识，意识到在西方列强的高压态势下，唯有新政才是出路。
从这一时期的改革方式来看，“新政”其实就是更加符合实际的维新改革。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戊戌变法的主导力量掌控在一群朝廷无法掌控的知识分子手中，而新政的主导力量则完完全全归于朝廷把控。
那么，为何满清统治阶层会在“新政”中有绝对的控制力呢?
其实，这股力量源自满清贵族阶层的崛起，各满清亲王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新政推行水涨船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成年的载沣亲王，在二十世纪初，被派遣到德国充当使臣。
德国同样是君主制国家，必须得派一名贵族出使才符合皇室礼仪，派遣年轻的载沣出国间接的提升了贵族们的政治地位，也从侧面推动了政治发展。远渡重洋归来的载沣不但提高了眼界，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对于载沣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之后，以载沣为首的贵族阶层走近政坛后，在大清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1901推行新政时，几乎每个环节都活跃着年轻贵族的身影，他们并未经历过传统的科举入仕，也没有文臣们的文史知识，但是，他们从小便生存在政治环境中，受到政治高层的熏陶，久而久之，不但有了出色的政治眼光，就连言谈举止都与政客别无二致。
况且，未经历过科举的年轻贵族少了几分迂腐，思想开放，在新政改革中直言不讳，痛批陈腐的旧制度，提倡新体制。所以，宪政大臣端方等人上疏奏折，表示：“大清的出路只有‘立宪’，‘立宪’并不是削弱君王统治，而是通过建立议会和一个政府分摊政治责任。”
之后，载泽则在密折中阐述了西方国家在立宪后的体制优劣，将立宪的好处归纳为三点，使慈禧为之心动，最终，同意了立宪。
载泽分析，君主立宪后可以让满清统治永葆青春，爱新觉罗氏稳坐江山，而西方国家则会因为大清有了宪法而不敢轻举妄动，国内的革命者也失去了反对满清统治的理由。这三个问题是慈禧每天最担心的，既然君主立宪能替统治者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她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当然，立宪为国家带来的好处早就有人意识到了，他们就是梁启超等先进人士，只不过，当时的统治者并不关心罢了。若非满清年轻贵族最先觉悟，接受了新思想，并将之传达给统治者们，恐怕立宪之事还得一拖再拖。
之后，以端方为首的群臣及以载泽为首的年轻贵族们纷纷谏言，请求慈禧同意立宪法。此时，驻守各地的封疆大吏听闻此事，纷纷表示支持。1906年八月，袁世凯请奏立宪，并提议让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到议院中，各地的乡绅则参与到地方政治中，为地方自治打下基础。
随着西方列强的压迫日渐增多，载泽、端方等朝中大员精辟而透彻的陈述利弊，最终，让慈禧作出决定，在八月二十五日由载沣、袁世凯等人主导新政推行。
那么，袁世凯为何会出现在这批新政大臣中呢?
笔者猜想，袁世凯在当时肯定提出了许多关于新政的谏言，在新政推行前夕表现活跃，俨然成为立宪的引导者之一。据传，当时端方等人上疏的奏折，就是朝中大臣在与袁世凯商议之后，共同拟定的，并且，写奏折的人正是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麟。
这份奏折就像是一副走向新政的路线图，参照日本改革为蓝本，拟以十五到二十年为周期，最终，达成了“君主立宪”。这份奏折使慈禧看到了一个既满足政治需求又不会对统治阶层伤筋动骨的改革路线。她对这份奏折大为满意，当即派人急召袁世凯进京，协商新政事宜... ...
可以说，清末新政固然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搞起来的。也不可否认，新政改革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多重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诸多缺陷和差强人意之处。
但是，尽管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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