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思想的宗旨是归寂主静,但并非仅此而已
2019-02-18 09:36:28 骆尚志

  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守仁的著名弟子王畿对当时流行有关良知的不同看法概括为六种。在王畿的眼中,这六种观点各有其代表人物,其中的第一种所指即为聂豹。隆庆六年(1572),时任礼部尚书的尹台在《双江先生文集序》中将聂豹思想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归寂为宗,以致虚守静为修养的基本方法。”诚然,归寂主静是聂豹思想的宗旨,但聂豹之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一,良知本寂。“良知”是王守仁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传习录》中,随处可以见到王守仁讨论、指点良知之语,而在反映王守仁早期思想的《传习录》上卷中,他往往强调良知是“寂然不动”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王守仁那里,人的具体情感知觉是活动的,而作为根据的良知是寂然不动的,所以二者才能区分开来,因此寂然不动不是绝对不动,而只是用以区分良知与具体情感知觉的属性。但是在聂豹的思想中,“虚寂”被极大地凸现出来,成为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聂豹集》中,类似于“虚寂是心之体”的说法不胜枚举。在聂豹这里,“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事物的存在根据。此外,在聂豹思想中,与“寂”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虚、止、中、未发等概念。在聂豹看来,这个“寂”字,是王守仁之学的根本,他甚至断言,儒家自尧舜以来,都是以“寂”作为根本的。

  聂豹还说明了“虚寂”的良知是如何产生具体情感和感觉的。他认为良知本然状态是“寂而不动”的,当良知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影响之后,就能产生知觉,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直接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同样的,人心接触事物之后,才产生相应之感情,然而,感情虽由人心所发出,如同人心的显影一般,却与人心不是同一事物,不能直接将感情视作人心,误以为可以在心外求良知。在此基础上,聂豹进一步认为,既然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的本原,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的主宰,那么人们从事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常定之状态,不能在知觉情感等细枝末节之处来寻求。通过一定的道德修养方法使良知恢复寂然常定的状态,那么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一切言行举止皆合乎法度。17:33 2018/10/8

  聂豹如此强调良知的虚寂性,使我们不得不将其与道家道教中的“无”联系起来。在中国哲学中,虽然学术界对先秦道家哲学中的“道”的诠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认可老子开创了以“虚寂”解释“道”的思维方式。《老子》第十六章中有:“致虚寂,守静笃。”通过对《老子》中道的虚无属性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学术界对老子之“无”的意思及其性质有多少分歧,但老子的“无”含有“虚无”“空无”之义,可能是任何一位研究老子思想的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在老子那里,“虚无”不仅是用来说明道的形上属性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人们回归道的主要方法。根据老子的说法,人们不能用感性去把握“道”的存在,但是可以通过“静观”,使人的精神处在虚静的状态去体悟“道”的虚无状态。在老子之后,历代道家都十分强调道的虚寂性,如《庄子·人间世》中有“唯道集虚”的说法,魏晋时的著名道家学者王弼有“虚观”之说。

  聂豹在阐述良知本寂时,利用了上述道家的思想资源。首先,他在解释“虚寂是体”时,多次引用《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作为证据,他甚至将《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之语与《易传》的“寂然不动”之语相沟通。其次,聂豹将《易传》中的“寂然不动”作为其归寂宗旨的理论根据的做法源自宋元道教易学。聂豹十分重视易学,并自认为《易》是其思想的根基之一。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聂豹是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对待《易》,将《易》作为其归寂说的经典依据的。他对《易传》的诠释,偏重于发挥艮卦、复卦和咸卦中的虚静之意。事实上,这种以《易》中的“寂然不动”作为其归寂宗旨的做法并非聂豹首创,宋末元初道士李道纯在注《易》的过程中就已经这样做了。从文字上看,聂豹的很多说法与李道纯的《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的话极为相似;从内容上看,李道纯对虚静的解释与聂豹的“归寂”说极为相似。由此可见,聂豹“归寂”之说的理论基础与《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和宋元道教易学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出于《中庸》首章,秦汉以后,儒家学者对它多有解释,以朱熹的注释影响最大。朱熹将人未产生喜怒哀乐之情时的状态称为“未发”;喜怒哀乐之情产生后的状态称为“已发”。他还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心情平静,此时稍微施加道德修养的功夫,就会使随后产生的各种情感与活动没有悖谬,合乎道德规范,所以天下一切伦理规范皆源出于未发之中。王守仁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良知”,“未发之中”并非《传习录》中思想的核心概念。尽管如此,王守仁也曾多次提到“良知是未发之中”,显示了在他的思想中,“未发之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聂豹在诠释“未发之中”时,认为“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他认为“未发之中”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产生万物的根源,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对于人而言,未发之中就是寂然不动的良知。此未发之中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天赋本性。虽然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不能只流连于知觉和情感,而忽略作为主宰的未发之中才是真正的良知本体。聂豹之所以要着重阐述“未发之中”,其目的在于指出人的现实情感是善恶相混的。对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言,如果他的感官追逐物欲,则情感不得其正,行为就会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发之中,则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因此,就未发之中而言,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高根据,是至善无恶的,但就现实之人的知觉和情感而言,则有“良”与“不良”两个层面,合乎“未发之中”的知觉和情感,是良知之用,不合乎未发之中的知觉和情感则不然,是妄发、妄动。事实上,尽管聂豹常引用《传习录》中的语句,试图证明自己以未发之中解释良知的想法源自于王守仁,但聂豹对“未发之中”的诠释并不与王守仁相契合,而实较近于朱熹的说法。

  第三,主静修养。聂豹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因此“主静”是聂豹道德修养的重点。提及“主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宋的周敦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有巨大的影响,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太极图说》的结尾处,周敦颐继承了道家道教一贯主张的“虚静”“守静”之说,提出了圣人“主静”的修养方法。此后,“主静”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修行实践方法,经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传至南宋的朱熹。王守仁一度也极重视静坐,并亲身实践。事实上,聂豹的主静修养方法比周敦颐以后的主静说要细密严谨得多。聂豹认为道德修养要有次序,而这个次序首先始于静坐。从形式上说,聂豹的静坐主要使人的心态趋于平静、自然、和谐;从内容上说,静坐的首要目的是没有欲望。值得注意的是,聂豹并不认为静坐仅仅是平静心态的方法,而是认为静坐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内外两忘,体验到虚寂的未发之中。在聂豹看来,由静坐而持敬是道德修养的初级阶段,这种修养必须进一步达到熟练的地步,才能体验到未发之中。总而言之,聂豹致虚守静的道德修养方法,是以静坐为入手处,以无欲望为具体步骤,直至达到内外动静两忘后,最终回归虚寂的未发之中。可以说,这种“工夫论”是聂豹归寂宗旨在道德修养领域的具体实施。

  对于聂豹致虚守静“工夫论”的理论来源,聂豹本人认为这种“工夫论”可以追溯到周敦颐、二程、李侗(朱熹之师)、朱熹,甚至可以追溯到尧舜,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学者尹台在《双江先生文集序》中就说:“致虚守静之功出老氏。”聂豹的致虚守静与道家之说有着一定的联系。

  首先,与道家相同,聂豹并非将守静视为单纯的修养方法,而是将其作为返归虚寂心体的根本方法。虽然主静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修养功夫,但在聂豹之前,理学内部少有人认为静是人性的根本属性,而聂豹却明确说:静是人的天性。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聂豹认为静坐是返归虚寂之体的方法,也就是说聂豹的静坐功夫是归寂说在道德修养领域的具体实施。道家道教之所以重静修是基于对人性本静的预设。如北宋道教学者陈景元在《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三中也说:静是人的天性,修炼就是使人回归这种天性。对比陈景元与聂豹二人的说法,我们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都是以静为体,动生于静,最终返归于静。

  其次,与道家相同,聂豹将无欲望视为致虚的重要内容。《老子》第十六章中有:“致虚寂,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有学者就指出:“虚者无欲,静者无为,此乃道家最基本的修养。”的确,去掉物欲之心是老子的一贯主张,庄子的心斋说也在于清除物欲之心,只有清除物欲之心,才能保持心之虚静空灵。在对待物欲的态度上,聂豹和道家一样,都认为物欲是对虚寂之心的迷惑,主张扫除物欲的迷惑。

  第四,戒慎恐惧。在聂豹的道德修养方法中,除主静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修养方法:戒慎恐惧。戒慎恐惧出自《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就是君子在独处、无人察觉时,谨慎从事,一刻也不犯错误。聂豹十分重视儒家这一传统的修养方法,认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宗旨。我们知道,聂豹对良知内涵的理解是承接王守仁早期观点的,认为良知是寂然不动之体,所以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以致虚守静之法复归虚寂的良知本体。在戒慎恐惧与虚寂之体的关系上,聂豹认为虚寂之体虽然是“不睹不闻者”,但同时也是“能知能觉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离,为防备出现这一情况,需要用戒慎恐惧存养虚寂之体。可见,聂豹的戒慎恐惧并不是脱离虚寂之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修养,而是存养良知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明朝心学中重视戒慎恐惧功夫的传统早已有之。王守仁及其弟子邹守益都认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方法。由此可见,聂豹是在王守仁、邹守益重视戒慎恐惧之法的基础上,融合他的良知虚寂的理论,将戒慎恐惧诠释为存养良知的方法,从而既延续了以往的成说,又使之与自己的思想体系相调和。

  概而言之,聂豹思想体系主要由良知本体论和道德修养论两部分组成。就良知本体论而言,他强调良知是未发之中,虚寂之本体,意在凸显良知的本体身份,良知为体,知觉为用,二者之间有所区别。而所谓“虚寂”,并非指气化上的虚空,而是指通过功夫修养后,本体所呈现的自然而然,无私心遮蔽。在道德修养论上,聂豹工夫主要是由两种修养方法组成的:致虚守静和戒慎恐惧。致虚守静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当时就有学者说:致虚守静之功出于老子。而戒慎恐惧则主要是延续王阳明和邹守益的定论,不过聂豹将其稍加改造,使之与他的归寂之宗相一致。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聂豹》

  聂豹一生刻苦专研王学,并通过讲学、制定族谱乡约、利用政治权力等多种方式,实现了王学经世致用。本书以短短十万字简洁、明了的告诉读者,聂豹是对王学的继承和发扬,他确立了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后世学者对于王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

  刘聪,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明代三教关系研究,著有《阳明学与佛道关系研究》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王黎芳,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传统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持安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一项,发表《二程理学中的性格因素》等学术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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