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之子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简介
2019-03-06 16:34:33 贝采里乌斯 弗莱明 巴斯德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年1月24日-1792年3月29日),是1771至1792年间的瑞典国王。他是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之子、卡尔十三世之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外甥,也是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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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储

  1766年,他迎娶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的女儿索菲亚·玛格达列娜,10月1日透过代理人成婚,并在11月4日亲自在斯德哥尔摩完婚。这场婚姻并不美满,部分原因是双方性格不合,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后的干预。二人诞下两个子女: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和斯莫兰公爵卡尔·古斯塔夫王子。古斯塔夫需要阿道夫·蒙克协助才得以和妻子圆房,太后甚至声称国王不是王储的亲生父亲。有传言指他是同性恋者,并和两位大臣有亲密关系,但瑞典学院成员埃里克·伦罗特(Erik Lönnroth )指出这传言并无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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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王储在1768年首次主动干预政事,下令支配朝廷的便帽派召开特别会议,希望宪法可以赋予君主更大权力。然而,曾打胜仗的礼帽派拒绝履行选举前许下会支持古斯塔夫的承诺。古斯塔夫心酸地写道:“我并不为在宪法战役中落败而感到太难过;令我沮丧的是看见我国腐败不堪,国祉陷入混乱。”

  他热衷于瑞典国家历史,为他身上的血统而自豪:祖母是古斯塔夫·瓦萨和卡尔十世·古斯塔夫的后人,拥有瓦萨王朝的血统。

  1771年2月4日至3月25日,古斯塔夫出访巴黎,当地的诗人和哲学家热情款待他,高贵的妇女也夸赞他的功德。他和很多人终生保持通信。然而,这旅程并非观光旅行,而是政治之旅,与当时的盟友法国交好。瑞典宫廷派出密使为他打点一切,而舒瓦瑟尔公爵也和他讨论了在瑞典国内发动革命的最佳方法。他返国前,法国政府承诺会无条件每年给予瑞典150万锂的大笔资助,而著名外交官韦尔热纳伯爵也从君士坦丁堡改驻斯德哥尔摩。

  回程途中,他在波茨坦探访舅父弗雷德里克二世。弗雷德里克对古斯塔夫坦言,他和俄罗斯、丹麦意见一致,都承诺会保障现行瑞典宪法的健全,并建议古斯塔夫调停纷争,不要动武。

  他出访巴黎期间,父亲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病逝,古斯塔夫返国后,在5月29日加冕为王。

  政变

  回国后,他尝试调停敌对的礼帽派和便帽派之间的纷争。1771年6月21日,他在国会的致辞激动人心;瑞典国王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在国会以母语发言了。

  他强调所有党派都须抛开敌意、共同合作,并以“自由人民的第一公民”身份为剑拔弩张的两派调解纠纷。两派曾合组内阁,但这完全是不设实际的,因为两派都认为这种爱国行为无异于自我否认。操控朝政的便帽派试图夺取国王的权力,使古斯塔夫三世考虑发动革命。

  朝政受便帽派支配的瑞典,专注俄罗斯副总理尼基卡·伊凡诺维奇·潘宁(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Панин)推动的“北方体制”,似乎逐渐落入俄罗斯的圈套。古斯塔夫三世认为只有政变使瑞典保持独立。

  这时,芬兰贵族雅各布·马格努斯·斯普雷特波尔滕(Jacob Magnus Sprengtporten)遭受便帽派的打压后,谒见古斯塔夫三世,提议发动革命。他负责突袭斯韦阿堡要塞,控制芬兰后便会往瑞典本土进军,与国王和忠臣会师于斯德哥尔摩附近,从而迫使国会接受新宪法,撤除对国王的所有限制。参与革命的还有同样遭便帽派打压的约翰·克里斯托法·托尔(Johan Christopher Toll),他提议在南方的斯科讷发动另一次起义,控制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城堡。经过讨论后,他们决定芬兰起义后数天,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就公开反抗当时政府。

  国王的弟弟卡尔公爵调动了南方所有城堡的驻军,假装要镇压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叛军,但他抵达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后随即加入起义军的行列,往北向首都进军。与此同时,斯普雷特波尔滕东赴芬兰。

  革命经费完全来自法国银行家尼古拉·博容的借款,由瑞典驻法领事克路茨负责筹集。

  1772年8月6日,托尔以虚张声势的战术夺得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城堡;斯普雷特波尔滕10天后也成功突袭斯韦阿堡,但逆风使他难以往斯德哥尔摩进军,而同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根本不须动身了。

  8月16日,便帽派首领图尔·卢德贝克(Ture Rudbeck)到达斯德哥尔摩,通报南方发生叛乱的消息。古斯塔夫感到被敌人重重围困──斯普雷特波尔滕于芬兰受天气阻碍,托尔身处500公里外,礼帽派首领不知藏身何地;故此,他决定不待芬兰援军,亲自发动决定性的一击。

  18日晚上,他召集所有可信任的官员,翌晨在兵工厂旁的大广场会合。19日10时,古斯塔夫骑上御马,途中有一些拥护者加入,抵达兵工厂时已有200名官员听他调遣。

  他带领他们到西北翼的守卫室,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对在场官员说:“若你们决意追随我,就像你们的先祖追随古斯塔夫·瓦萨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般,我就为你们和祖国的救赎舍生流血!”。一名海军军官应声说:“我等皆愿为陛下效忠,不惜舍生流血!”。

  古斯塔夫制订新的效忠誓言,在场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宣告他们不再效忠国会,只听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一人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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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枢密院和首长卢德贝克都被逮捕,过程中没有流血。古斯塔夫随即在城内巡游,到处受热情群众拥戴。卡尔·米加尔·贝尔曼写了一首歌,名为《向古斯塔夫敬酒》(Gustafs skål)。

  8月20日,传令官在街头巡视,宣告国会将翌日在王宫聚集;所有缺席的人都会被视为国家和国王的敌人。国会聚集后不久,身穿礼服的国王驾临,发表了瑞典史上著名的演说,斥责国会以往的腐败和放肆对不起国家。

  新的宪法宣读后,所有议员一致通过。国会随即解散。从此,礼帽派和便帽派成为历史,议会制“自由时代”也结束了,“古斯塔夫时代”开始。

  立宪到专制

  古斯塔夫三世进行蒙时代的改革,使司法变得宽松,除废除了酷刑外,免除了不少罪行的死刑。

  他在每方面的政事都亲自处理,但委任了自己的官员,而非从枢密院中委任。礼帽和便帽当政时,贪污风气蔓延全国;如今,古斯塔夫须补救腐败政治时,发现整个约塔上诉法院都要受审判。

  行政和司法也采取了改革。1774年,新闻自由受法令保障,但有一些限制。国防升级至“大国”级别,海军大幅扩军,成为欧洲一大海军。货币也在1776年进行改革,以挽救疲惫的经济。

  古斯塔夫也推行一些新的经济措施。1775年,政府鼓励谷物自由贸易,废除了苛刻的出口关税。此外,救贫法作出一些修订,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有部分宗教自由。他的一大错误,是尝试把政府垄断酒的销售,剥削了贵族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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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他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克制和谨慎。美国独立后,他在1777年成为世界上首个给予美国承认的国家元首。故此,国王在1778年9月3日斯德哥尔摩召集国会时,他对自己6年来的领导高度评价。议会很顺从国王,“开会期间没有发问过一条问题”。短短的会议间,官员可清楚看见自己已风光不再,完全地失去了政治大权。他们和国王的位置已经互换。国王现在是,以后也会是他们的主公。

  古斯塔夫在1778年国会可谓要风得风;然而,他在1786年的国会会议遇上的阻力比10年前大得多,他提出的议案不是被直接否决,就是被议员修改得体无完肤,使他宁可自行撤回。这次会议使他逐渐决定完全夺去国会的权力,由他半独裁式地统治。

  同时,他的外交政策更是冒险。他违反了自己订立的《1772年宪法》,没有得到国会同意就对俄罗斯发动战争;这举动触发了同年7月的安亚拉阴谋,与俄罗斯勾结的贵族官员试图在芬兰策动独立。古斯塔夫回国后,激起了民众对贵族官僚的义愤,逮捕了反叛的首领,成功化解危机。他利用民众对贵族的厌恶,在1789年国会提出《统一与安全法》(Förenings- och säkerhetsakten),获三个非贵族等级支持下通过。君权大幅扩张,贵族大部分特权也被废除,但国会仍拥有集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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